史学通论书评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书评

书籍版权信息：《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一书是由吴怀祺主编，汪高鑫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中国史学起源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其标志是《 春秋 》、《 左 传 》 的完成，中国史学思想渊源流长。该书主要从以下六个大的方面来阐述中国史学思想，分别是：传统经史学的历史观念、经史关系、经学撰述与史书体裁、《春秋》笔法与史学求真、通经致用与史学经世、近代化过程中的经史关系嬗变。以下着重从传统经史学的历史观念，经史关系和通经致用与史学经世三个大的方面来评价该书。

一、传统经史学的历史观念

作者用了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的一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来概括传统经史之学的历史观念。

（一）

传统经史学的历史观念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二是历史变易思想与理论及其影响，三是古代的大一统思想。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古代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征。从渊源来讲，“究天人之际”的整体思维特征，是从“囊括一切的决定论”思维方式发展来的，“六经”元典明显具有一种天人一系的宇宙观念和追求秩序的思维特征。由于早期人类认识水平有限，其思维方式往往呈现弥漫性的特点，只能“以一种完全彻底的、囊括的决定论为前提”①，古人类早期的理性思维方式，具有“囊括一切的决定论”倾向。中华民族早起文化自我建构的思维方式，与人类早期建构神话、图腾等原始思维或野性方式相似。不过这种原始性思维经过加工、升华后，被留在了传统文化与学术当中，形成了传统文化与学术的一种独特的思维特点，即“囊括一切的决定论”的天人一系的整体思维方式。

“六经”天人一系的思维方式。先秦道家与魏晋玄学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传统史学发展过程中，都非常重视“通变”与“会通”的思想。从《周易》到清代《公羊》的“三世”历史变易说，无不贯通着这一思想，“通古今之变”是众多史家撰史的重要旨趣之一。

“大一统”是传统经史之学关于政治格局与民族关系的一种政治历史观点，从汉代《公羊》、《史记》，一直到后世的朱熹的“只天下为一”的正统观，历代统治者花了很大气力来巩固“大一统”的观念。

①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燕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二）

不管是天人合一思想，还是“大一统”的思想观念，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髓思想之一。在《中国史学思想通论》一书中，作者主要从儒家经典中来阐述这些思想，论证我国古代人整体的思维方式特征，强调变易的思想和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探究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里沉淀下来的思想精髓。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一方面论证充分，有理有据，将天人合一思想和大一统思想的由起，发展，到最后沉淀为民族精神阐释的十分充分。

虽然作者在书中对天人一系的思维方式、古人重“通变”与“会通”的思想和“大一统”思想阐述的较为清楚，就我个人而言，认为，对中国传统观念的认识与考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文献的查阅，还应该从其他方面，如经济政治方面来阐释。我们说古人十分重视天人合一的思想，那不仅是因为一种自然使然的思想，更是经济和政治的合力的产物。即使是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世纪，我们也强调天人合一，那是因为我们在生存发展的道路上必须追求天一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那样才能和谐健康的发展和生存下去。因此，我更赞成综合考证的方法来研究我们的传统思想，那样也能更好的是国民来继承和发扬美好的传统精髓。

致于说到“大一统”的政治思想，这一点，我很赞成作者所说的统治阶级高度重视这一思想的巩固，从古至今，颂扬大一统政治也好，重视阐发大一统思想也罢，这不仅仅是为了统治者的统治，而大一统的思想所指引下的大一统局面是人民生存发展所必须具备的。

二、经史关系

这里所谈的经史关系从以经解史和以史证经两个方面来谈。一、以经解史，是古代史学家治史的重要路径，传统史学以经学礼法名教观念来评价历史，用易学“通变”思想解读历史变动。礼法名教观念是古代经学的核心价值观，在以这一价值观的引领下，自然经学大受之影响，而在古代经史结合的时代，经学中涉及的内容与史事是紧密联系的，因此研究经学对历史史事的把握有很大的帮助，故以经解史便成了一种治史方法。二、以史证经的治经方法，以史事解经，这主要由于六经言语偏于简练晦涩，所以用具体史事来阐发经义。以史事证经，经学阐明义理，明辨是非，自然要借助于史学。

作为古代中国两大显血——经学和史学，他们之间姻缘颇深。一方面，经学作为古代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史学和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血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①

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其史学的发展，与这一时期经学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玄学经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重视人物品评，是魏晋玄学特点之一，而这一时期经学风气，也深深影响到了史学领域。

经学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在礼法名教上的等级观念是服务于政治的，史学则自觉以

②

经学为指导、以政治为旨归，讲经学的礼法名教标准运用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班固的《汉书》都深受经学的影响，由于治史受到政治思想的因素，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以经证史的真实性，既然作为经的书籍是统治者所认可的，那么就不乏存在有违背历史事实的记述存在，毕竟，作为统治者的思想工具的经书 ①②

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史散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43页。

对其他事物不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史学家却以经学为指导来治史，我认为这样有悖于了解历史真实面目的原则。

三、通经致用与史学经世

（一）

经史之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两大显学，长盛不衰，这是由其具有显著的经世致用功能所决定的。的确，当一种意识上的东西与现实挂钩，那么它便容易存留，为人们所关注。

该书作者从三个方面来阐释了经史当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一是“六经”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二是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三是史学经世的基本特点。

“六经”经世致用观念表现为两种，及忧患意识和历史变通观念。“六经”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后世经史之学重视经世致用的理论源头。《诗经》、《尚书》、《易传》、《春秋》都表现出了一种忧患意识，故重视经世致用。 “六经”经世致用的思想还表现为一种通变观念和因革损益的思想。不管是《诗经》中见盛观衰，《周易》中的“简易，变易，不易①”还是《三礼》肯定礼是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物，都反映出了通变思想。

通经致用的两种途径是“内圣”和“外王”，对内研习经书修身养性，达到内圣的目的，通过“修身治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的目的。

史学经世的基本特点包括以史为鉴、张善损恶、“将施有政②”、歌功颂德四个方面。乱世之后，新王朝建立的统治初期，往往特别重视以史为鉴，要巩固新兴政权必须以史为鉴。要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自然要重视道德评判，因此张善损恶便成为经世致用的基本特点之一。而“将施有政”通常是统治者励精图治的需要和政治危机出现是一些思想家、史学家的学术自觉。

（二）

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追溯到先秦众所周知，而正式形成应该是在汉代，从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人的史学实践，史学逐步走向正统化，史学逐渐形成了现实政治服务的机制，史学的社会功能在为政治服务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③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经世致用成为现实，是在汉代。汉以后，经世致用的思想便一直成为史学家们所遵从的一条治史原则。

史学经世致用成为经史的生命源泉，而经史如何达到经世致用的，这就涉及到史学家的作用，史学家以伦理或道德准则警醒和教育人们，协调和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以历史经验启迪人们心智，丰富人们智慧，更好地利用自然、管理国家和社会；以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模式和思想模式为现实提供选择和参考；以众多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向人们提供做人的标准，使史学成为人生教科书的作用。④因此，我们说，经世致用成为现实，这直接的推动历史统治者的政治需求，而另一个推动力便是经史学家们的大力推广，经史致用一直延续到我们近现代社会。

①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易之三名》说：“《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汉大经学家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②

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第279页：“以历史来观照现实，危险时提供有益的借鉴，重视史学研究的直接政治效用。” ③

庞天佑《思想与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④

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在近代社会的经世致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史学研究为手段，积极投入到御侮图强、爱国救亡的现实斗争；经世致用其次体现在以史学为手段，深入的探索学习西方，寻求振兴中华的道路；近代史学经世致用的意识直接体现在以史学为手段，直接投入到伟大的斗争中去。

四、总结

上文已经具体评述了中国传统经史结合的史学观念、经史关系、史学的经世致用。对作者写作内容有了较为整体和深入的把握。

纵观全书，汪高鑫所阐述的关于中国史学思想还是比较全面的，可以看出，作者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对中国史学思想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作者用了大量的著作来展示中国历代历史的史学思想，以及对相关史学思想作了剖析，在材料列举方面，举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在论述方法上，采用总分的形式，先从宏观着手，概括整体阶段特征，再从微观方面来细细讲述，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极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