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思考

异化与归化, 说到底也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不仅是对立的, 而且还应该是统一的, 因此, 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还是要讲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翻译的指导思想是把完成翻译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必须认真遵循关于翻译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 中外的译论家也已对此作过不少论述。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泰特勒的三原则是最全面、最经典的表述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一致译文应和原一样通顺。翻译要想实现这样三个目标, 译者必须兼而采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而不是择一而从。第一, 这三条中的前两条, 前者要求完全地复写出“ 原作的思想” , 后者要求忠实地展现出原作的“ 风格和笔调” , 都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 翻译中不采用异化的方法, 是很难完成这项使命的第二, 第三条要求译文像原作一样“ 通顺” , 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在语言表达中, 又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归化。鲁迅说“凡是翻译, 必须兼顾着两面, 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留原作的风姿。”钱钟书也认为,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两条：一是“ 不因为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 二是“ 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实践也证明要完成翻译的双重任务, 译者必须采取“ 两条腿走路” ,善于兼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辩证法指出, 任何矛盾都有两面性, 且有主次之分, 异化与归化也不例外。翻译的根本任务规定, 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 思想”和“ 风味” , 这就要求必须走异化的途径, 因而异化也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第一位的，而归化作为解决语言障碍, 使语言“ 通顺”的“ 折中”手段, 也就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 是第二位的。

但是, 异化与归化虽有主次之分, 却不存在高低之别。如前所述, 它们各有各的优势, 也各有各的缺陷, 在一篇译作中, 或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段里, 厚此薄彼, 都不可取。所以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防止过度归化。随着各国文化间的渗透，译者应相信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认知能力。例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应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而不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应译为“Keep one eye on the bowl and the other on the wok”,而不是“Keep one eye on the dish

and the other on the saucepan”,否则西方读者会认为中国原来并不是传统的农业国(米,碗,筷,锅等为居家特色) ,中国人也跟欧洲人一样吃的是西餐(面包,碟,刀叉,长柄锅等为特色) 。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应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而不是“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否则西方读者会认为中国人原来也是笃信基督的。同样,在英译汉中,“It's easy to be wise after the event”在尊重原文的情况下还是应译为“事后聪明”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的人物。第二,防止过度异化。例如:“disc jockey”应译为“音乐节目主持人”而不是“唱片骑师”,“Philadelphia lawyer”应译为“精明的律师”而不是“费城律师”,否则会使译文读者摸不着头脑。同样,“你这一去定是‘蟾宫折桂’了”最好译为“I wish you every success”,而不是“So you are going to pluck fragrant acanthus in the palace of the moon”,因为这样会使译文读者无法理解。当然,对于源语重要文化信息,我们也可以采取直译加注的方式予以保留,如上述例子中,若直译原文,可以在译文下方用脚注形式对“蟾宫折桂”进行解释。第三,异化与归化相结合。例如,“Loan

guarantees, I soon learned, were as American as apple pie”可以译为“不久我就了解到,原来贷款担保和苹果馅饼一样,也是地道的美国货”。所以,在处理文化信息时,不论是强势文化译入弱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都应在忠实于原文和不妨碍译文读者理解的前提下恰当使用异化归化,这样,既让目的语读者领略到异域风情,又不至于使其陷入云里雾里,岂不两全其美。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韦努蒂的翻译观还不够全面，然而它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使我们从传统的只关注语言层面的归化与异化，转移到了文化层面的归化与异化，更加关注翻译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这有利于反对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保护文化多样性。通过对韦努蒂翻译理论中归化和异化的探讨，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明确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尽管译界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褒贬不一, 但韦努蒂的翻译思想毕竟代表了翻译研究的一种思潮, 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最终取决于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力量以及翻译诗学,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对象。没有哪种翻译策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的翻译家应该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适合中国翻译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