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立經常包含著「立於禮」的意思，所以這裡譯為「事事依禮而行」。（《論語譯注》，頁96）
然而，在〈泰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章中，楊伯峻先生就沒有特別說明「立於禮」的意義，而僅是在譯文中語譯為：「禮使我能在社會上站得住」。（《論語譯注》，頁81）然而，如果我們檢視二者的關係，就可以發現，楊伯峻先生在此處的語譯，其實並沒有給讀者一清楚的說明。因為，在〈泰伯〉﹕「立於禮」的意義，似乎無法給予〈子罕〉中「立」字一通順的語譯。然而，我們檢視在《論語》中所出現的立字，如〈為政〉﹕「三十而立」，楊伯峻先生在譯文中語譯為「三十歲，〔懂禮儀，〕說話做事都有把握」。在注釋中則特別說明「立」字，認為﹕
〈泰伯篇〉說﹕
「立於禮。」〈季氏篇〉又說﹕
「不學禮，無以立。」
因之譯文添了「懂得禮儀」幾個字。「立」是站立的意思，這裏是「站得住」的意思，為求上下文的流暢，意譯為遇事「都有把握」。（《論語譯注》，頁12）
就《論語》經文而言，「三十而立」，究竟立於何事，其實在經文上無法得到確詁。換言之，楊伯峻先生將「三十而立」的「立」，顯然是限定於「禮儀」方面。當然，如此的解法，並無不可。終究，誠如楊伯峻所提出的證據，在〈季氏〉中有「不學禮，無以立」的經文的記載。而在〈季氏〉﹕「陳亢問於伯魚」章中，對於「不學禮，無以立」的語譯，楊伯峻先生則在譯文中語譯為﹕「不學禮，便沒有立足社會的依據。」（《論語譯注》，頁179）統整楊伯峻先生所語譯的諸篇來看，他強調「《論語》的立經常包含著「立於禮」的意思」，恐怕在〈為政〉﹕「三十而立」、〈泰伯〉﹕「立於禮」、〈季氏〉﹕「不學禮，無以立」諸章中，較能得到一完整的概念。雖然如此，我們重新檢視其說，當然他以本經解本經的解經方法，確實有相當強烈的可信度。然而，卻有可能造成一個小缺失，即是限制經文的意義，而使得經文的意義顯得較為狹隘。就以〈為政〉﹕「三十而立」的語譯為例。清儒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一書中，對於此句的詮釋，則認為﹕
立謂學立，乃漢人舊義，故皇《疏》同之。周時成均之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五經」之目。班氏假「五經」以說所學之業，其謂「三年通一經」，亦是大略言之，不得過拘年數也。諸解「立」為「立於道」、「立於禮」，皆統於學，學不外道與禮也。至三十後，則學立而德成之事。（《論語正義》，頁44）
5
我們可以發現，劉寶楠則將「三十而立」的立，詮釋為「學立」，反而將「禮」置於學之下。換言之，禮只能說是「三十而立」中的一者。因為，在劉寶楠的觀點中，所學所立的不僅是禮，還有「道」。若然，我們將劉寶楠與楊伯峻所的詮釋兩相比較之下，就可以發現，清儒在詮釋經書上，反而較近人有更開闊的眼光。再如〈里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章，楊伯峻先生在注釋中說﹕
這句和〈學而篇〉的「敏於事而慎於言」意思一樣，所以譯文加「謹慎」兩字，同時也把「行」字譯為「工作」。（《論語譯注》，頁41）
而對於〈學而〉﹕「敏於事而慎於言」的語譯，則是﹕「對工作勤勞敏捷，說話卻謹慎」。（《論語譯注》，頁9）我們可以發現，對於這兩章的詮釋，楊伯峻先生認為是有相同的意義，因此這兩章的譯文也就大致相同。的確，就字源學的立場而言，目前可見的甲金文不見「訥」字。而《說文解字》云﹕「訥，言難也。」（頁96）都一再說明「訥」是指言語上的不順暢，引申有遲鈍之意。而就《論語》而言，「訥」的意義不僅是遲鈍外，更應該是一種謹慎的態度。所以，孔子稱「剛毅木訥」的人或德行「近仁」（〈子路〉﹕「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二） 援他經以解《論語》
楊伯峻先生本身對於經學、子學的造詣相當深厚，以《孟子》學而言，他有《孟子譯注》一書的成果；以《春秋》學而言，則有《春秋左傳注》一書的解經成果；以子學而言，則有《列子集釋》一書。由於個人本身學術背景的緣故，因此當他在註解或譯注經書時，時常有援引他經以解此經的現象。當然，就歷代經學家而言，此種現象或解經方法是相當普遍而重要的。楊伯峻先生在譯注《論語》時，也時常援引儒家經書。例如〈里仁〉﹕「德不孤，必有鄰。」章，楊伯峻先生在注釋中說﹕
《易?繫辭上》說﹕「子曰﹕
語譯注》，頁41）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又《乾?文言》說﹕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這都可以作為「德不孤」的解釋。（《論
楊伯峻先生在注釋中補充說明此章的意義，可以與《周易》相互闡明。然而，我們發現，在《論語集解》中，何晏對此章的經旨即認為﹕「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卷二，頁九）其中「方以類聚」即是出自於《周易?繫辭傳上》，而「同志相求」，則自《周易?乾卦?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來。我們推測，楊伯峻先生可能是受了何晏的啟發，因此在注釋中有如是的說明。然而，我們客觀地檢視楊伯峻先生的做法，其實仍有出現小缺失的可能。由於他僅指出《論語》此章經文與《周易》中部份經文可以相互發明。但是，對一個不曾閱讀《周易》的讀者而言，如果沒有對《周易》有進一步的解釋，
6
其實如此的說明並不一定有意義，反而只會造成負擔。相反地，韓康伯注《周易?繫辭傳》，而何晏以及韓康伯都是魏晉時人。韓康伯對於《周易?繫辭傳上》﹕「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的解釋是﹕「方有類，物有群，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周易正義》，頁143）換言之，何晏對於《周易?繫辭傳上》這一句經文，應該是與韓康伯有著相同或相當接近的詮釋，所以何晏在注解《論語》此章經文時引用《周易?繫辭傳上》的經文。然而，楊伯峻先生雖然受到何晏的啟發，或許他與何晏對於理解《周易?繫辭傳上》﹕「方以類聚」的意義也相近或相同。但是對於不了解《周易》的讀者而言，這樣的言說策略恐怕就不一定有什麼效果。又例如在〈子路〉﹕「子適衛」章，有一句經文是﹕「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對於這一句經文，楊伯峻先生在注釋中補充說明，認為﹕
孔子主張「先富後教」，孟子、荀子也都繼續發揮了這一主張。所以孟子說﹕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
禮義哉？」（〈梁惠王上〉）也和《管子?治國篇》的「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張相同。（《論語譯注》，頁137）
楊伯峻先生分別引了《孟子》與《管子》以補充說明此章的經義。雖然對有深入研究《孟子》的學者而言，或許可以贊同楊伯峻先生的說明。但是，對於沒有讀過《孟子》或《管子》的讀者而言，沒有進一步解釋《孟子》的注釋，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反而有增加負擔的困擾。 雖然如此，但是楊伯峻先生在譯注他章時，援引其他經書時，仍有相當的貢獻與意義。例如〈雍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一章。若單就《論語》本身經文而言，恐怕不容易使一般讀者了解其中的緣由。楊伯峻先生在譯文中補充說明，而語譯為﹕
孔子說﹕「孟之反不誇耀自己，〔在抵禦齊國的戰役中，右翼的軍隊潰退了，〕他走在最後，掩護全軍，將進城門，便鞭打著馬匹，一面說道﹕
不是我敢於殿後，是馬匹不肯快走的緣故。（《論語譯注》，頁60）
他在譯文中增加了許多《論語》上所沒有的部份，包括這一場戰役所發生的狀況（右翼的軍隊潰退了）與對象（齊國）。而楊伯峻先生在注釋中則補充說明﹕「孟之反﹕《左傳哀兯十一年》作「孟之側」，譯文參照《左傳》所敘述的事實有所增加。」在《左哀十一年傳》中有一段記載﹕「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左傳正義》，頁1016）我們可以發現，杜預在注《左傳》時，其實沒有將此事與《論語》經文串連起來。而楊伯峻先生在《春秋左傳注》中則說明﹕「《論語?雍也》敘此事云﹕……」（頁1660）而一般讀
7
者也可以藉由楊伯峻先生這一段的說明，可以更加了解《論語》此章的經義。 然而，如果我們統計《論語譯注》中，楊伯峻援引他經以疏解《論語》的例子，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在經、史、子、集四類中，楊伯峻先生援引經書為多，史部、子部則較經部為少。而就經書而言，又以《左傳》以及《孟子》居多，其餘經書，如《禮記》、《周易》也有不少。當然，這與他的學術背景有關，因此他在譯注《論語》時，援引《左傳》、《孟子》為多。
（三） 以語法學為根據
我們可以發現楊伯峻先生在注釋中，時常以語法學為根據而說明。楊伯峻先生著有《文言語法》一書，可見其對於語法學曾有過研究。因此，當他在譯注《論語》時，也時常以語法學說明。例如在〈學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的「三省」一辭，楊伯峻先生在譯文中語譯為「多次」，他在注釋中說明，認為﹕
古代在有動作性的動詞上加數字，這數字一般表示動作頻率。而「三」、「九」等字，又一般表示次數的多，不要著實地去看待。說詳汪中《述學?釋三九》。這裏所反省的是三件事，和「三省」的「三」只是巧合。如果這「三」字是指以下三件事而言，依《論語》的句法便應該這樣說﹕「吾日省者三」，和〈憲問篇〉的﹕譯注》，頁3）
「君子道者三」一樣。（《論語
楊伯峻先生強調，此處的「三」不可將之實看，清儒汪中早有論及。我們可以發現，楊伯峻先生以句法學為根據，說明他將「三」解為「多次」的原因，他並且以《論語》經文為內證。以學理為理論根據，加上本經經文的證據，可說是楊伯峻先生似乎是力求回到當時的語境。而如此的說明，我們也認為在論證上具有相當高度的可信度。然而，在《論語譯注》中，偶而有較為粗疏的說明，例如〈雍也〉﹕「伯牛有疾」章中，有「亡之，命矣夫」句。其中，對於「亡之」的「之」字，是否即是指「伯牛」呢？楊伯峻先生認為﹕
這「之」字不是代詞，不是「亡」（死亡之意）的賓語，因為「亡」字在這裏不應該有賓語，只是湊成一個音節罷了。古代常有這種形似賓語而實非賓語的「之」字，詳拙著《文言語法》。（《論語譯注》，頁59）
又〈雍也〉﹕「非不說子之道」章中，有「立不足者」句。其中，「立不足者」的「者」字，楊伯峻先生認為﹕
8
相关推荐：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