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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吧弄吧给埋了”。在传统的臧村这种事情是令人不敢想象的，这对
兄弟之间的亲情淡漠成为臧村社会关系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三弟臧玉贵的角度看，正如徐晓军（2009）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乡村社会个体
的社会关系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两极分化的结构，外围部分已高度利益化，而内核部分则高度情感化。臧玉贵对待自己的小家庭
（妻子、两个儿子）的关系是高度情感化的内核，而对大哥臧玉旺的关系则演变为利益化的外围部分。臧玉旺重病在身，
临终之际对自己耕地的委托，
则同样体现出以上特点———把耕地留给了非亲属的王向克和臧玉昌，而不是留给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臧玉贵。
2．村民对农地产权的法律界定规则的认知是明确的
在这则案例中，村民们对耕地继承问题的认知，有着超乎笔者预料的清晰性和明确性。当问到“法律规定臧玉旺的耕地应该由谁来继承”时，臧玉贵的回答说明他对法律显然是了然于胸的。按照《土地承
包法》
和《继承法》之规定，法律应该这样判定：第一，对于第二轮的延包土地，村里“生不增、死不减”，说明承包合同的约定是，土地承包权
可以由承包人的继承人继续承包。第二，由于臧玉旺没有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也没有遗嘱，所以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来确定继承人。第三，臧玉旺没有父母、配偶和子女，应该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来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存活着的只有老三臧玉贵。第四，臧玉旺由于欠别人钱，所以把土地承包权用来抵债，而抵债的话，只需要用几年的承包费就可以了，太多，显失公平，继承人可以要求变更。
第五，继承人要为臧玉旺还债。①臧玉贵知道应该由自己来继承大哥的耕地，臧玉庄的媳妇也很清
楚。但她去臧玉贵那里要当年臧玉旺的欠款，显然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定，
而是按照乡规民约的传统解释来的。她用“谁摔了老盆谁就继承他的家产”这种“地方性知识”的规定来决定该向谁讨要死者生前的欠款，体现的也是一种利益导向的社会关系特点。
3．村民农地产权界定的实践与法律规定是不相符的
臧玉旺死后，他的承包地已由村上另外两人经营3年，其经营收益
足以抵偿当年臧玉旺的欠款。如上文分析的那样，
臧玉贵很清楚，法律①
关于此案例的法律分析，笔者咨询了上海公义法律服务中心谭红琳律师，在此对其耐心
细致的解答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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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村“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
规定自己是大哥耕地的继承人，但他为什么不是臧玉旺耕地事实上的拥有者呢？因为他的社会关系网络窄、力量弱，不敢向王向克和臧玉庄、臧玉昌索要这份土地。张静（2003）揭示过一个产权界定规则不确定的现象：即裁决纠纷的规则是不确定的、不统一的，一件纠纷适合于何种规则，取决于纠纷双方的利益主张和力量对比。“他敢怎么样？他要敢要就揍他”，这才是臧玉贵耕地实际上归谁所有的真正原因所在。
从臧玉旺耕地继承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式的法律制度与现实的农地实践存在太大差别，“关系地权”的作用更加明显。当地权纠纷发生时，人们是根据当前利益和自身力量对规则进行选择的，而不是根据事前确定的规则衡量利益是否正当。（二）村内人际关系：生存原则和强力原则的实践
案例2：臧林丘强占金寡妇一垄地：强力原则的传导与生存原则的抵抗。
金永梅，女，55岁，丈夫于1997年病故。1998年村内土地“小调整”，金永梅后邻居臧林丘强占其一垄地，村支书、小队长都在场，但无人解决。本案农地利益直接冲突双方是金寡妇和臧林丘，但背后隐情极为复杂，涉及村内铁匠臧玉生、当年村支书臧玉树。
丈夫去世后第二年吧，1998年，村里动地。
①就是那时候和臧林丘闹事了。那年动地，村支书臧玉树和小队长宁方文跟着，有人
丈量土地，有人埋石根。②臧林丘的耕地和俺家在“西老林”的地
紧挨着，他家在东，俺家的地在西，他家东面是臧玉生的地，是村里的铁匠，很霸道的。当时我们都在，按一个人九分还是多少量完了地，埋好石根，我一转眼的功夫臧林丘用脚把石根朝我家的地这边猛踢了两脚，那地很软和啊，他那两脚就把石根朝俺地里移了有一
①“动地”
，就是耕地调整。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实施，臧村这次调地后一直没有再调地，认真贯彻了国家的延包政策。1998年之后考出去的大学生、嫁进来的媳妇、新生儿和去
世的老人，都几乎没有增地也没有减地。
②“石根”
，即耕地的界桩，根据丈量和分配结果把一石块儿埋在两家耕地中间，一头埋在土里，
一头露出地面，作为两家耕地的分界标志。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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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①宽。我当时就问他：“你干么呢？！”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的地少了，就得往你那边延！”他身强力壮，恶狠狠地吼我，我只能抹眼泪，我有什么办法呢？要是俺丈夫活着他哪有这个胆子呢？当时
支书、
小队长和其他人都不怎么说话，然后大家都回家了。俺家的地就这样少了一垄，就那个样子我种了有两年吧。
乡村共同体中个体之间“关系地权”的“强力原则”体现得近乎赤
裸裸。金寡妇老公病逝后，
她便丧失了在村内的资本，被臧林丘强行占有了一垄地。臧林丘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说当时是因为他家东边的臧玉生把地朝他地里延了一垄
多，他不敢和他斗，就朝俺家地里跺了两脚石根。后来我儿子又去找了当时的村支书臧玉树，他只是赔不是，但是又没办法。这事儿就一直拖着……
被村内“精英”臧玉生铁匠强占一垄地后，身为弱者的金寡妇采取何种方式“抵抗”呢？
我父母从金村搬过来后……俺大大年纪大，年轻的时候出去闯荡过，经验多，他就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就是交公粮的时候让我赖着不交。后来我就是不交公粮，大队里来人给我做思想工作，我就说俺家的地被人占了去，没有收获就不交公粮。不给补地就不交公粮。后来镇里来了工作队，
我也这么说，就是不交……再后来公粮都给免了，全国都不交了。②案例2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关系地权”的实践特征和强力原则的
传导机制。
1．“关系地权”强力原则的实践特征与传导机制
集体地权（使用权）深深地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在乡村社会关系
功利化、
理性化的大背景下，拥有较强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的乡村精英①“垄”
，量词，指种庄稼的一行、一沟，占地约半米宽，地长的话，一垄地可收获很多庄稼。②
案例2中的访谈文本根据对金永梅的访谈笔记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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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村“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
便运用“强力”侵占弱者的土地，造成许多乡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地权主体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强弱又是由什么造成的？从臧村的这个案例来看，
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受当事人经济资本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和制约。拿臧玉生来说，他有一份赖以营生的手艺———打铁，家里劳力充足、兄弟势力大。他弟兄三人，排行老大，二弟、三弟都开铁匠铺；
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家庭势力强大。在农村来讲，铁匠铺不仅为他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来源，也为他结交各路朋友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平台。臧玉生经营铁匠铺多年，有十分深厚的经济实力、十分宽广的社交网络，
村支书臧玉树都要给他面子，不敢轻易得罪他，这也体现了乡村权力精英与部分经济精英相互结合的特点。
动态地来看强力原则的运行，可见强力是从强者向弱者传导，臧玉生是强力的发出者，臧林丘是过渡者，金寡妇最弱，只能成为强力的承受者。她只有默默承受，“俺家的地就这样少了一垄，就那个样子我种
了有两年吧。
”2．弱者的反抗机制
斯科特较为细致地探讨了小农的反抗机制，当外在剥削和压力还
不足以威胁小农的生存底线时，他们凭靠“弱者的武器”（譬如不合作、偷懒、开小差和欺骗等）对外来侵犯进行日常形式的反抗（斯科特，
2007）；而当外来侵犯触及到他们的最后生存底线、违背生存规则的道义经济时，农民日常形式的反抗便以大规模的、暴力的反叛斗争呈现出
来（斯科特，
2001）。臧村显然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暴烈程度，但仍为我们分析小农的反抗机制提供了范本———臧林丘抢占金寡妇一垄地，其
实是将自己被臧玉生强占土地的损失找一个补偿，最弱者金寡妇便成了利益的最终受损者。但这种因社会不公平造成的恶果，并不会在最弱者身上终止。金寡妇的案例显示，弱者有自己独特的反抗方式，她总要把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自己特有的反抗形式表达出来。她很清楚自己与臧玉生的力量对比悬殊，所以并没有与他正面抵触，而是采取了两种变通的反抗方式：一是让儿子去找当时的村支书臧玉树，
求助于村委会的权威来解决，但臧玉树“只是赔不是，但又没办法”，村支书也不敢得罪“霸道”的铁匠，只有让弱者金寡妇受委屈。二是等到交公粮
的时候拒交公粮，
把对乡村精英的不满转嫁到国家、政府身上。她凭借的借口是自己的口粮不足等“生存伦理”和社会公平等正义问题，大
队、镇里来人做思想工作，她以“没有收获就不交公粮、不给补地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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