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逻辑的起源看东西方思想方法之异同

从形式逻辑的起源看东西方思想方法之异同

（这是讲座讲稿，作为讲义发给听讲者，并未完全按照此稿演讲）

一、引言与概述

1、从“李约瑟之谜”说起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地区？”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或曰“李约瑟难题”。

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兴起之前，中国（还有阿拉伯等文明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物理、化学、建筑、水利、农业、航海等众多领域，中国都走在世界的前头，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诚如李约瑟所言：“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 ”。

奇怪的是，古代中国除了医学之外，各个学科都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当然也就谈不上发展为现代科学。（医学因为其鲜明的中国传统特色而在西方医学传入后被称为“中医”）中国古代技术发达，但科学理论并不发达——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实证的东西都做出来了，却始终不能从中抽象出理论体系！

2、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叉点——有无逻辑思维体系

为什么西方人能形成科学理论，发展成现代科学？这就不能不考察东西方人的思维方法有何异同。因为，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思维状况。大体而言，西方人抽象思维的能力比较强，善分析，对事物讲究“精剖细分”；而中国人则是形象思维的能力比较强，善综合，对事物讲究整体综合。为什么西方人抽象思维的能力比较强呢？这是因为西方人有发达的形式逻辑，能够进行逻辑推演，而中国人则只有逻辑的雏形，没有形成逻辑思维体系。诚如爱因斯坦所说：西方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超越东方文明走在世界的前端，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西方在很早以前就由希腊哲学家建立起形式逻辑思维体系，二是近代实证主义发展。正是因为有无形式逻辑的思维体系，造成了东西方思维方法的明显差异——中国人善于依靠直觉感悟，西方人善于依靠逻辑推理。而能否进行逻辑推理，就是能否发生现代科学的关键因素。

破解李约瑟之谜的可能途径、答案有很多，多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例如着眼于自然环境、资源、政治、文化等方面来寻找李约瑟之谜的答案，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不过，因为科学理论的形成最终离不开人的思维，是在思维领域里完成的，因此所有的答案最终都应当指向一个问题：思维方法。也就是说，李约瑟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为什么形式逻辑形成在西方？形式逻辑只不过是一种思维工具，问题是，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们，中国人，阿拉伯人，玛雅人，等等，也同样是每天都在思考问题，都在思维，为什么没有形成形式逻辑呢？关于这一点，关于形式逻辑的起源问题，在学术界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晓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研究结果也是具有说服力的。

本次讲座依靠李晓宁研究员的观点，试图解释为什么形式逻辑发生在西方，形式逻辑的固有缺陷，以及东西方思维方法的差异。

二、文字的简约化、抽象化是形式逻辑产生的直接动因

语言、文字都是适应人们交流、传承的需要产生的。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无论哪个文明民族，其最初的文字都是图画文字、象形文字。随着交流范围的扩大和交流内容的日益复杂，文字也日益简约化、抽象化。文字的简约化、抽象化，直至形成拼音文字，是产生形式逻辑的直接动因。

1、要求文字简约化的第一个因素：载体

文字产生后，人们把字写在什么材料上才能有利于保存和交流呢？或者说，文字的理想载体是什么呢？

具有交流、传承功能的文字载体，应当具备这样的特点:取材方便、便于携带和传输、能够久远保存。如果不具备这些特点，文字将只能局限于极少数人、极小的范围而无法普及，也就无法充分实现交流、传承的功能。（根据这三项条件，虽然人们可以将文字雕刻在动物甲骨上、烧铸在陶器或青铜器上，镌刻在岩石上，但动物甲骨、陶器或青铜器、岩石都不属于这里说的文字载体，因为它们或者取材不便，或者无法携带传输。）

在黄河流域，人们使用木牍和竹简；在尼罗河流域，人们使用纸莎草纸；在两河流域，人们使用泥板。

纸莎草是生长在沼泽、湖畔等潮湿地带的类似芦苇的植物。取材并不如木牍、竹简方便，尤其是制作成能够写字的纸莎草纸在技术工艺上比较麻烦。

泥板用粘土做成，显然，因为笨重，不如木牍、竹简便于携带和传输。

（印度河文明最初的文字状况尚有待于考古证明，迄今为止仅仅发现了一些印章上的文字，而且由于数量有限没有破译）

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三种材料实际上都不理想，取材、书写、携带、传输都不方便，尤其是纸莎草和泥板，较之木牍、竹简就更不方便了。所以古代各文明地区，文字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甚至被贵族垄断。

载体材料不方便，就要求文字符号要尽量简约化。注意：使用纸莎草纸和泥板，文字简约化的要求比使用木牍和竹简更加强烈，这是促使西方文字走向拼音化的重要因素。

2、要求文字简约化的第二个因素：贸易

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贸易对于尼罗河地区、两河地区和欧洲的民族意味著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的自然条件，仅仅依靠土壤，通过农耕就能自给自足，民族就能繁衍生息。况且由于

地理上的原因，中国无法与其他文明地区发生密切的、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在这样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当然无需、也无法发展起发达的商业贸易（只有商代略有例外）。甚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但是对于西方民族来说，商贸活动就是生死攸关的事业了，商贸兴则民族兴，商贸衰则民族衰。因为西方的自然条件与中国中原地区很不相同，单纯依靠自然经济是难以生存发展的，必须通过贸易互通有无。恰好，西方各个文明地区在地理上比较接近，陆路、海路交通都较方便。纵观西方历史，从古代到近代，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那里的战争特别频繁，这些战争大多数都是因为争夺贸易利益或殖民地利益。战争和贸易是不同民族、地区交流的主要形式。

不同地区、民族的贸易，首要的障碍是语言与文字不同。当相邻地区的人们进行贸易时，克服语言障碍要容易些；当出现远程贸易时，也可以通过处于中间地带的人们帮助交流。但是，克服文字障碍就要困难得多了。交流的需要、自身记录事项的需要，都强烈要求文字高度简约、抽象。于是，首先由腓尼基人发明了字母。

公元前13-11世纪，主要在今叙利亚境内(还有一部分在今以色列、黎巴嫩境内)，兴起活跃着一个商业民族，以精明强干著称，这就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生活的地区处于各个文明地区的中间地带、交通要道。作为商业民族，腓尼基人需要与各种语言文字的人打交道，将文字符号简约化的要求最为迫切而强烈。于是，他们吸纳各种文字的特点，创造了22个字母。不过，这种字母文字并没有在两河地区和尼罗河地区推广开来，因为这些地区原本有文字，掌握、垄断文字的统治集团强烈抵制新文字。当字母文字传到古希腊地区时，情况不同了：这些地区本没有文字，于是人们根据实际需要对腓尼基字母加以改造，形成了希腊字母，广泛普及；后来罗马及其周围的拉丁人又创造了拉丁字母。今天欧洲各国使用的拼音文字，差不多都是从希腊字母发展演变而来的。

至此，文字的抽象程度是这样高，每个字母本身已经没有了具体含义，毫无表意功能，仅仅具有表音的功能：单独的每个字母，本身都没有具体含义，只有当它们组成词的时候才有意义；而词又必须组合成句子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这就是西方文字的拼音化。

3、为什么汉语没有拼音化

首先，汉民族对文字简约化、抽象化的要求远没有西方民族强烈，因为载体的方便，也因为缺乏与外族的商贸活动。

其次，更重要的是，汉语的发音规律，内部包含着一种天然的抗拼音化的机制：每个字的发音都是开音节，无法与后面的音相拼。（这是北大辜正坤教授的观点）。

4、文字拼音化的后果——严密的语法，并导致形式逻辑

中国人学外语（英语），一开始就会发现外语与汉语有一个明显区别：语法严密而发达。汉语并不要求严密的语法，而英语如果不懂语法就没法阅读。

当文字本身不具有表意功能的时候，只能依靠严密的语法将它们组织起来，才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于是拼音文字形成了严密的语法系统。西方最早的学校，就是以教授语法为主的，叫做“语法学校”。后来的学校教育中，语法始终是重要的教育内容。在西方人那里，不懂

语法就是没有文化的表现，相当于中国人的不识字。

严密的语法，必然带来形式逻辑。因为语法的构造方式、构造程序就内含着形式逻辑的基本精神。在语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思维过程、思维程序抽象出来，就得出形式逻辑的基本内容。语法就是形式逻辑产生的土壤。

有了形式逻辑这个思维工具，从此，西方人走上了逻辑之路。

5、形式逻辑的固有缺陷

形式逻辑的缺陷主要是，1，容易使思维陷入死板、机械、僵化的状态，束缚思维的开放和发散；2，存在大量的悖论。

综上，中国思维和西方思维的重大区别，其根源与有无形式逻辑的思维体系密切相关。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中国人的思维基础是“天人合一”，而西方人的认识基础是“二元对立”。中国人善于综合，从整体上看待事物，从大处着眼；西方人善于分析，从具体上看待事物，从小处着眼。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注重依靠直觉感悟，注重事物之间的整体性；而西方人注重分析推理，注重事物之间的区别性，凡事不是A，便是非A，等等。逻辑思维的差异也表现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在思考中西文化差异的种种具体表现的时候，都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着有否逻辑思维体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