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的美学思想
摘要：《庄子》不仅文学成就地负涵，不可端倪，难窥涯际，又如行空之天马，
仙踪难及，令人仰止，而且《庄子》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美学体系。庄子以自然为美、以大为美、以道德为美，追求自由和具有超越精神的理想人格，对于建构现代中国人格、安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寻求失落的精神家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中的现代化价值以及如何给予新的阐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美学体系 ;自然美 人格美 精神家园 现代化价值
一、庄子是一位追求美的生活、美的享受、 美的体验、美的人格的哲人。他以自然为美，以大为美，以道德为美，表现出了庄子超越世俗、超越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完美的人生之趣。
（一）以自然为美
1．以依于天性、率性纯朴为美
庄子对自然之美的感悟是深刻的，对自然之美的赞叹也是由衷的。庄子对美的论述，突出了个体的存在,重视人或物的个性，认为任何事物只要依于天性、率性纯朴便是美的。而要保持天性、本性，主要在于自然无为。庄子提出了“天道”与“人道”的区别：“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在宥》)具体来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很明显，庄子是崇天道而弃人道的。天人之别，在于因任自然还是违反、破坏自然。成就美的是天道，残害美的是人道。
天道所成就的自然美，在庄子看来是朴素、率真之美。所谓朴素，就是纯任本性，不加雕饰，也就是顺乎“道”的规律。所谓率真，也就是率性自然，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使自己的本性与自然之“道”的本性相合。
朴素是庄子所极力推崇的一种美，朴素的实质仍在于自然无为。它是人们的思想复归精神家园的一种表现，是纯任天性的本然状态。当人们在喧嚣的世界游走奔波，劳心劳力，蓦然而返，会发现生命本初的纯真与安然才是最美的境界。所以庄子说：“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庄子对朴素之美的推崇是与对人道害美的无情批判紧密结合的。著名的浑沌之死便是典型的一例：浑沌本是浑然天成的初始状态，是朴素之美的象征，但倏和忽却以为“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这个悲剧告诉我们，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违背自然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自作聪明的有为，往往破坏了原有的美感。“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骈拇》)马的本性是吃草饮水，翘足而陆。伯乐却以善治马为名，烧之，剔之，刻之，雒之，终于导致马死者过半。庄子用一个个寓言告诉我们，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天性，都有保有自己天然之美的权利，我们应该抱着顺其自然的态有所为。即“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绳索。”(《骈拇》)做到这些就是识达了生命之真，体会了自然之“道”。而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陶者治埴，则“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治木，则“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其结果是破坏了并不欲中规矩钩绳的“埴木之性”。(《马蹄》)庄子对这些破坏自然之性，以人道害美的行为是非常痛恨的。从社会现象来说，自然又表现为真实，自然之美也是率真之美。相应地，虚伪矫饰就是丑。西施经常心疼，所以捧心颦眉更添其美，因为她出于自然，有真情实感；而摹仿她的女子，虽然也捧心颦眉，并不是由于心疼，只是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违反了自然，丧失了朴素的本性，因此，“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契妻子而去之走。”(《天运》)庄子还有一段关
于真的描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渔父》)这里的“真”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与“道”、“自然”同义的概念。它也是一种至美的境界。无饰无伪，不拘于俗，是人的自然本性；任何矫饰和伪装，都是残害人的自然本性的，也就是损害生命之真的。真情的自然流露才能打动人，只有“法天贵真”、“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才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人的生命才不是矫饰的，而是真的，也是美的。
2.顺应自然以处世
由于自然的伟大与美，人不能逆自然而行，不能“以人助天”（《大宗师》），也不能“以人入天”（《徐无鬼》），更不能“以人灭天”（《秋水》），而只能顺应自然之性。所以得道之人、有德之人和一切“至人”、“真人”无不是顺应自然的。顺应自然而处世、游世，以自然为美，是庄子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它主要包括一些几个方面的内容：游心于道德，无为而尊：笑对生死，淡然物化，与道为一，养生保真。
自然是无为的，也是美的，所以说：“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在宥》）在上古之世，人们莫不顺应自然之性而安于性命；但圣人起后，使人失去自然之性，“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上至圣人，下至小人，或追名逐利，或规于仁义，皆因“有为”而被外物所累，从而丧失其本性，漠视其生命。对此庄子痛心疾首，也深恶痛绝。功名乃身外之
物，俗世的道德观念也是容易让人失去真情、真性的。只有摒弃功名富贵，攘弃仁义，远离忠信与道俯仰，人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从而也就归于自然。所以庄子说：“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谓真人。······凄然似球，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可见，真人心与道一，不人为地改变自然，只是遵循自然，甚至连喜怒哀乐都与四时的变化相一致。难怪闻一多称庄子是“抒情的天才”，盛赞其书是“绝妙的诗”[1]。
顺应自然、无为而治，这是道家治国方略的主要观点。庄子认为：“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天德而已矣。”（《天地》）所谓天德，便是自然之性，顺应自然之德。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以文明相标榜，其实正是“乱人之性也”。（《天道》）在《马蹄》篇中，庄子以“伯乐相马”的故事来说明有为的政治家给人们带来的灾难：马原本生活在草原上，蹄子可以奔跑，皮毛可以御风寒，嘴可以吃草、饮水，顺其自然之性，快乐的生活着。但后来出了一个伯乐，他善于相马，把马蹄烧烙，给马戴上缰绳，关进马棚，这样马就死了十分之二、三；他又让马忍受饥渴，按照人的要求加以训练，马就死了一半。庄子认为，马犹如人，伯乐正如当政者，缰绳就是法律条文、仁义道德的束缚。伯乐相马、爱马实则是害马；儒家宣扬仁、义、礼、智、信，是想人成为文明的人，实则是在损害人性。
正因为如此，庄子痛心疾首，毫不保留地批判现实社会，而对往故时代的无为而治推崇备至。《胠箧》中，庄子列举了从容成氏到神农氏共十二个“至德之世”，因为那时“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可谓是国泰民安，风俗淳朴，人性合于天德。 在庄子看来，这种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社会，乃是最美、最理想的社会。正如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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