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茶法改革
一般研究者认为茶叶虚估是雍熙入中以来的积弊。实际上北宋初期茶法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茶叶停积难售的问题，至道二年（996年）杨允恭改革江淮盐法、咸平年间西北二边战事并发以后虚估问题才日益严重。这个问题笔者已在《论北宋初期的茶法》（载于《夏门大学学报》1999.1）中论述过。可以说林特茶法改革是为解决虚估问题的第一次改革。改革的直接原因就是茶叶的虚估之弊。 宋真宗即位不久宋夏、宋辽战争相继爆发，边费支出骤长，沿边折中对茶叶的需求也大增。政府因入中军需的急迫，不得不以高额加饶虚估招诱商人。江淮禁盐以前，即至道以前“边境市估之外别加抬为入中，价无定??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以为二千”。（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清光绪七年辛巳浙江书局刻本，以下同。）虚估只是两倍多。江淮盐禁，即至道以后，达到“入直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者即给茶直百千”。（注：《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之四、之四、之五、之三、之五1936年北平图影印本，以下同。）更有“国家募人入粟，偿以十倍之直。”（注：《长编》卷五十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虚实价之比从5:1至10:1。至道以后茶叶的虚估为7:1左右是一般情况。丁谓任三司使时“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得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注：《长编》卷一百天圣元年正月壬午。）
茶利流失到商人之手，政府损失巨大，这是虚估带来的最大弊病；其次造成茶引过剩，使“沿江榷货务交引坌至，茶不充给，计岁入新茶一二年不能偿其数”。（注：《宋会要》食货三六之八、九、九、一一、一四。）入中商人不能兑取现茶；再次，使茶叶相对价格下降：咸平六年（1003年）时镇戎军每斗米价714文，茶一大斤（合四市斤）止易米一斗五升五合（计1107文）。茶价差异较大，如以端拱二年（989年）张洎所说官卖价每斤960文，则一大斤茶值3840文，而且镇戎军米价已是虚估，内地米价只有每斗三十文左右。针对于此，梁鼎说：“倘不釐革，必恐三二年后茶盐愈贱，边食愈亏。”（注：《长编》卷五十四咸平六年正月壬寅。）官商都受其害。“于是缙绅之列伏閤以论奏，草菜之士抗章以上言”，要求改革旧茶法，重定“经久之规”、“酌中之法”。（注：《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之四、之四、之五、之三、之五1936年北平图影印本，以下同。）改法已成必然。
咸平六年宋夏交好，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结盟，为改法创造了契机。此时“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清光绪七年辛巳浙江书局刻本，以下同。）于是“言事者多云榷法非便，遂命林特等议更其法”。（注：《宋会要》食货三六之八、九、九、一一、一四。）着手改革茶法。
但这次改法从一开始就被丁谓集团利用，成为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丁谓是真宗朝的权臣，历任三司使、同中书门下平章，封晋国公。景德初与参知政事王钦若、直史馆陈彭年、宫苑使刘承珪、盐铁副使林特军结成群党，横行朝中。五人皆以奸邪险伪著称，时人谓之“五鬼”。崇仪副使李溥也是这个集团的干将，
成为新茶法的主要执行者。丁谓等人迎合宋真宗在澶洲之盟后惊魂甫定，既不敢轻言战事又想掩盖城下之盟侮名的心理，极力粉饰太平，怂恿真宗举行东封西祀。“真宗封泰山、祀汾阳，而天下争言符端，皆钦若与丁谓倡之。”(11)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东封泰山，后又西祀汾阴、南谒太清宫，并修玉清昭应宫，频繁祭拜上帝。宋真宗并未达到国泰民安、四夷怀服的标准，因而他的封禅也与汉唐历次封禅不同，显得尤为神秘、繁缛，持续时间长、耗费巨大。不仅弄得“一国君臣如病狂然”，（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天书封祀》“陈邦詹按语”。）而且费用高居不下。
丁谓等人为真宗策划这些活动，首先必须有丰富的物质准备，特别是要聚财于京师。以澶渊之盟后王钦若等人就开始敛财筹备。林特、李溥就是两员聚财干将。“丁谓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林）特有心计，使干财利佐之。然特亦天性邪险，善附会，故谓终善特。”（注：《宋史》卷二百八十三《林特传》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以下同）。）而“（李）溥辈虽无学，至于金谷利害必能究知本末者”。他“久专利权，内倚丁谓，所言辄听”，“与丁谓相表里”。李溥与林特是姻亲，溥曾“私役兵为姻家林特起第”。（注：《宋史》卷二百九十五《李溥传》第9940页。）景德二年真宗命林特、李溥、刘承珪主持改法。他们“悉索旧条制详定，特呼豪商问讯，别为新法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清光绪七年辛巳浙江书局刻本，以下同。）新法主持者之一，也是“五鬼”之一刘承珪在西祀汾阴时任发运使，李溥在东封西祀中都任行在三司使，负责供给所需，正说明其改法的目的。在这个集团把持下，新茶法不仅弊端很多，而且对其再次改革阻力重重。 景德二年五月林特茶法开始施行，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
1.限定了加饶数额。“于京师入金银绵帛直钱五十千者给百千实茶，若须海州茶者，入见缗五十五千。”河北、河东、陕西缘边、次边入中实值与虚估之比分别是50:110、50:105；50:108、50:106；50:115、50:110。三路近地皆如京师之制。即50:100。（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第4480页。）京师与沿边虚实之比限定在2:1左右。景德二年五月令不许河北次边及河东缘边、次边入中算海州茶，同年九月两路与陕西皆可算海州茶，虚实比为100:55（《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六）。
2.中央派提点官加强场务管理。“景德改法之后常遣使臣三人分场提点，率以三年一替。”后因提点官在任日久与场务官交熟，无所作为，又改为“每年旋差使臣四人，分定场务买纳，并与逐场隔手算买”。（注：《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之四、之四、之五、之三、之五1936年北平图影印本，以下同。）且定“监买官赏罚之式”，及额而有羡余者，理为课绩。（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第4481页。）
3.茶税统一交到京师。“茶商所过当输算，令记录，候至京师并输之。”（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第4481页。）商人至京师榷货务者量抽十分之一，俟其到各务买茶时分三年偿还。（注：《宋会要》食货三六之八、九、九、一一、一四。）这是商税外的征敛。
4.贱价收购旧交引。改法之初“元定百千交抄，官给十九千”，但豪商从中炒卖，“折其价值既贱市之”。政府又降低收购价，“每百千有加抬者官给十二千，无者官给十一千”，（注：《宋会要》食货三六之八、九、九、一一、一四。）此后收购价一再下降至有每百千才直九千、八千、乃至五千者。
5.定商人以新旧引对带折纳及逾期贴纳法。规定：“自新法之行，旧有交引而未给者，已给而未至京师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数，折纳入官。大约商人有旧引千贯者，令依新法岁入二百千，候五岁则新旧皆给足。”（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第4481页。）榷货务卖茶以商人到务先后为序：“诸榷务受茶皆均第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第4481页。）商人执引到场务算茶定有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第4482页。）
6.分等收购，等外纳官。园户“所造入等则给价值，不入等既不许私卖，亦皆纳官”。（注：《长编》卷六十一景德二年八月庚寅。）
从林特茶法的内容可以看到，它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只是对茶叶折中法，即茶叶销售制度的改革，而不是茶叶产销管理体制的根本变化。所以史籍又称其为“折中新法”。（注：《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丙戌、闰六月庚寅、闰六月丙戌。）宋初以来的榷茶制就是政府垄断收购，由榷货务和山场批发给商人销售。批发的方式就是招诱商人至京师和沿边入中，然后以茶折中。这种制度在宋初有个一次根本变革，即淳化三年淮南的贴射法。而林特茶法仍沿袭由官府垄断收购和批发的榷货务山场制。批发的方式也仍是以茶用于京师和沿边折中。《文献通考》卷十八评述榷货务山场制下茶叶销售制的弊端在于“以茶引走商贾而虚估加抬以利之”，致使茶叶“遗利在民”，对它的改良“大概无过李谘林特二法”。李谘法指天圣元年（1023年）实行的现钱法，现钱法虽仍有虚估，但使茶叶与沿边入中脱离直接关系，解决了茶叶的虚估。而林特法“犹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则是去虚估加抬未远也”。马端临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林特茶法只是降低了虚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虚估问题。
其次，为聚财于京师服务。林特法对京师入中的加饶有大幅提高。宋初商人入钱京师，每缗加饶二十文。（注：《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丙戌、闰六月庚寅、闰六月丙戌。）以后有所提高，但一般远低于沿边加饶。林特法京师加饶与沿边基本接近。商人赴京师入中的费用和风险大大低于沿边入中。在基本接近的加饶下商人当然乐于到京师入中。茶法改革成为聚财于京师的手段。将茶商税统一交于京师也是聚财于京师的手段。
再次，加重对园户和商人，特别是小商的剥夺。旧引的对带折纳、持引算茶的立限贴纳、低价买引等都是剥夺商人的利益。立限贴纳对小商尤为不利：“豪商率能及限，小商不能知，或无以贴纳，反贱鬻（茶引）于豪商。”（注：《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丙戌、闰六月庚寅、闰六月丙戌。）臣僚说“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自行。”(29)林特茶法也损害了园户的利益。真宗认识到按等收茶的规定：“过于严急”，“若令一切精细，岂不伤园户邪？”
改法次年曾令“事宜即裁损，务令便济”。（注：《长编》卷六十三景德三年七月丁巳。）
总之，这次改革只是茶叶折中法的变动，即降低了虚估，而不是茶叶管理体制的根本变革。它主要以聚财，特别是聚财于京师为目的。 1.林特茶法的利弊
林特茶法将沿边入中的虚估以7:1左右降至2:1左右，减少了政府茶利的损失。又通过对带、贴纳、收购旧引等措施剥夺商人和园户的利益。使茶课在短期内有显著提高。林特在《茶法条贯·序》中说，改法前茶课“岁收钱七十三万余贯”。（注：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五十六《财赋门·役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7册。）《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66景德四年八月已酉条载景德元年、二年、三年茶课分别为569万贯、410万贯、285万贯（《宋史·食货下五》年载元年、二年与《长编》同，三年为208万贯。而《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3-4称景德二年三年两年共收709万余贯、《群书考索后集》卷56所载与《长编》同，此据《长编》）。景德元年课数无疑包含了虚估，若按改法前7:1的一般虚实价比算，该年实课仅为80万贯，与林特所言73万贯相近。但景德二年、三年茶课也包括了虚估，（台）朱重圣先生认为这两年课数“实际均为实课，不包括虚钱”。（见《北宋茶叶的生产与经营》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304页），是高估了改法后的茶课。新法颁行于景德二年五月，则五月以前茶课仍包含改法前的高额虚估，五月以后的茶课则以新法拘收。该年的410万贯课数包含两种虚估额，无法折算成实课。李谘在折算仍行林特法的天禧五年（1021年）淮南茶课时采用了100:55的虚实比率（见《宋会要辑稿》食货30之5）。这与景德二年五月及景德二年九月法令规定的比率基本一致。若以此折算，则景德三年285万贯茶课中实际课入为156万余贯，超过了咸平元年所立茶额139万贯（此额从咸平元年至嘉祐三年沿用），更远远超过改法前的实课。此后数年茶课都保持在这一数量上下。大中祥符后每年在200万贯以上，六年达300万贯、七年为390万贯，但八年仅为150万贯。（注：《长编》卷八十六大中祥府九年二月庚辰。）按林特法的虚实价比例，除大中祥符八年外实际茶课都在100万贯以上。
林特茶法实行后茶课确有增长，这既因降低了虚估，也因加重了对商人园户的剥夺，必然损害商人特别是小商和园户的积极性。结果导致小商“不能自行”，园户“聚为盗寇”。茶课的减少也成为必然，即《宋史·李溥传》所言：“茶法行之数年，课复损于旧。”出现大中祥符八年茶利的大幅减少。 在林特法施行之初，由于茶利的增长，真宗感到茶法久存的积弊似乎已一朝革除。他下令：“茶榷之法抗弊寝深，厘改已来利课丰羡??不得辄有更改。”（注：《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三○之四、之四、之五、之三、之五1936年北平图影印本，以下同。）欲奉为经久之法。但随之出现的不利小商和园户的情况，在臣僚反映下，真宗也认识到新法并不完善。景德三年七月他“尤恐（新法）未尽其要，命枢密直学士李濬、刘综、知杂御史王济与三司同取旧法，较其利害”。拟予改进。林特、刘承珪以新法初行“请罢比较”，（注：《长编》卷六十三景德三年七月丁巳。）第一次对新法的动议就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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