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和学术的繁荣，一批学者开始以孝道和孝文化的重建作为研究课题。1983年，《中国老年》杂志上发表了严北溟教授的文章《今天还应不应该谈“孝”？》，该文认为“孝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美德”，“应该大谈而特谈”。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嗣后，大量的论文和专著涌现，或主张“提倡社会主义孝道，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①或倡导“在全社会树立‘孝道’观念”②，或提出“建设新时代的现代孝文化”③??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孝文化研究最有影响的专著有：万本根著《中华孝道文化》、康学伟著《先秦孝道研究》、宁业高、宁业泉、宁业龙著《漫谈中国孝文化》以其成书较早、资料搜集较齐而受到后来研究者的重视；王玉德著《孝·中国家政理念平议》以视角独特而受到注意；谢宝耿编著的《中国孝道精华》堪称孝道资料的集成；肖群忠的《孝与中国文化》，着力发掘传统孝文化的文化价值，在孝研究的广度、深度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近年来，孝文化研究热不断升温，一些专门的孝文化的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如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山东青州孝文化研究会等，一些专门的网站如“中华慈孝网”（中国社科院中国慈孝活动组织委员会主办）、“中华孝道网”等网站相继开通，各种国学、哲学、文化网站上大量开展关于孝文化的调查、讨论和研究。在这一波孝文化热中，研究者基本形成了共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孝道的批判的既有革命意义，亦存在较大的偏激性；孝文化既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解构传统孝文化的基础上，应立足现时代的特点和需要，着力进行进行重建。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国内主流媒体也越来越关注孝问题。2007年初，中央电视台和各大报纸相继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河南一位普通工人谢延信“大孝至爱”的事迹。这是最近几十年来主流媒体第一次以“大孝”来宣传一位典型人物，使人们强烈地感到了孝文化复苏的信号。接着《人民日报》（2007年3月11日）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一组有关孝道的文章。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而这两个和谐的落脚点，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的传统美德，就是要弘扬孝道。”“今天对孝道的理解和诠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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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达君：《试论中华民族孝的传统美德的批判继承》，《学术论坛》，1984年第5期。 ②
叶乃滋：《谈在全社会树立“孝道”观念》，《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 ③
路丙辉硕士论文《传统孝文化及其现代转型》，中国学术期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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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基础培育起来的、深入到千家万户的传统观念，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这一课题关系社会长治久安，更关系到民族兴衰。” 这一组文章可以说是以比较权威的形式提出了弘扬和重构孝文化的命题。
但对重构孝文化的探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一是理论高度不够，研究者对于“社会主义孝文化”、“社会主义孝道”等命题始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显示出对传统孝文化能否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缺乏底气；二是在对传统孝观念、孝规范的转换重构上建树不足；三是对孝道建设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认识不够统一和明确；四是在推动法制健全、政策制订方面诉求不强，效果不明显；五是理论研究与孝道实践上存在脱节，社区和家庭、个人的孝道教育、孝子评选、行孝实践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缺乏应有的理论关照和指导。
（二）孝文化当代重构的必要性
在当代，重构孝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孝文化，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1、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需要。
历史上，孝被认为是“为仁之本”，倡孝是道德教化的基本手段，是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重要力量。首先，孝是个人道德修养的起点。爱与奉献是道德的本质，一切道德都源于对他人的爱与关切。孝的本质是一种爱与敬的感情与行为，是一种克己奉献的精神，故它能成为道德之源，成为道德心的根苗。其次，古人充分认识到了孝对于教化的作用。《礼记·祭义》说：“众之本教曰孝。”又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长始，教民顺也。”孔子所努力塑造的民族的“仁里礼表”的文化心理结构，正是建立在孝德、孝道之上，以之为逻辑起点和基石，然后将其由个人私德引向社会公德。
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孝的道德教化功能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忽视了对孝的美德的提倡和弘扬，造成了传统孝道的式微和衰落，并进而导致人们对家庭缺乏责任感，对社会缺乏义务感，对国家和民族缺乏热爱之情，导致人们把道德说教当成大话空话谎话，从内心深处不愿认同和接受，也不愿付诸实践。这可以说是当前道德建设遭遇的难题的症结之一。
孝道对于道德建设的基础性意义在于：中国人最注重血缘关系和亲子之情，以此作为人们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的起点，有利于培养人们的道德心理、情感、意志和习惯，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而在既有孝德的基础上，通过宣传、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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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通过道德迁移扩展，爱集体、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更高的道德要求，也可能得到较好的落实。因此，我们要借鉴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把重构孝文化作为一个突破口，通过倡孝来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增强社会主义道德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2、构建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需要。
孝向来被视为齐家之宝。从纵的方面看，孝可以使家族得以延续和发展，可以使祖先的事业得到发扬和光大，因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继志述事、扬名显亲都是孝的要求，通过孝文化的长期浸润，这些要求都成为一个人不可推卸的义务，否则就要背上“不孝”的罪名。孝还可以消弥家庭代际之间的鸿沟，因为它强调代际之间的整合，突出下一代对上一代的义务，以“敬”、“顺”作为基本的规范性要求，子代要向亲代认同，保持一致，即使在父辈去世后，还要“事死如事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否则可能被人们斥为“不肖之子”。正是在这种强有力的家庭道德和文化的规制下，在20世纪以前，中国家庭中几乎不存在什么代沟，因为代沟被孝这种“代钩”（肖群忠博士所用的术语）所弥合。从横的方面看，在数代同堂、累世而居的大家族中，孝以其敬顺与服从的伦理精神维护了家族内部的和睦团结，使家庭成员各有其明确的道德定位（就是前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使其只能各安其位。孝不仅是传统大家庭和睦稳定的奥秘，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和重要手段，是治国之道。中国古代是家国同构的社会，国就是家的放大体，所以“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①传统孝道虽起过为阶级统治的忠君治国服务的作用，但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序，对家庭稳定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今天，我们既要看到传统孝道维护亲子人格不平等和为封建统治服务等负面因素，也应看到孝文化作为家庭粘合剂、社会稳定剂的作用。孝强调一个“敬”字，而“敬”是人与人相处的润滑剂，只有尊敬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②建设和谐家庭，必须有新的家庭伦理道德作为支撑。这种新的家庭伦理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须从丰富的传统孝文化宝库中寻找资源，通过重构孝文化而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良好家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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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大学·释齐家治国》。 ②
《孝经·天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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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家庭的和睦团结是形成社会合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一个和谐民主的家庭，能正确处理好各种家庭问题，调整家庭成员的心态，化解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相反，家庭成员的关系处理不好，则有可能激化矛盾，并外化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把重构孝文化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
3、解决老龄社会诸多问题的需要。
中国已经是老龄社会。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国有1.43亿60岁以上的老人，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60岁以上老人数量每年将新增100万人。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到2050年将有4亿多老人，从目前占总人口的10%增至26.5%。①中国老龄社会的突出特点是：未富先老。
老龄社会带来诸多问题。最根本的是养老难的问题。外电分析中国的养老状况说：“发达国家当老人占总人口10%的时候，它们人均年收入已达到5000至1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到2000元，这样的收入无法保障养老。”“根据未经中国民政部证实的数字，至少有9800万60岁以上的老人居住在农村，他们没有养老保障，生活几乎全靠儿女赡养。” ②情况确实如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还没有作好老龄化的准备。家庭养老一样存在难题。前引文章还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根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数字，北京去年有2000名父母状告子女不肯赡养老人，因为70%的老人在经济上要靠儿女，只有17%的老人经济上能够自立。”客观上，家庭结构小型化，变成了“四二一”或“四二二”为主的结构，一个或两个孩子要负担两个父母和四个祖父母，甚至会出现一对小两口负担8个或更多老人的情况，子女的养老负担将十分沉重。同时，独生子女父母的高龄化也导致养老需求的变化，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就越多。
其次是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中国老年人大多在物质上的要求并不高，相反，他们更期望精神上的满足。他们往往把子女当成理想和感情的寄托，期待几代人能够和睦相处，经常往来，共享天伦之乐。但在事实上他们的愿望却不容易得到满足。因为他们的孩子实在太忙了——忙着工作，忙着赚钱，他们无暇给老人嘘寒问暖，端茶送药。物质条件较好的，可能给父母请上保姆，或把父母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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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社电《中国农村养老问题亟待解决》，《参考消息》，2006年12月17日 ②
埃菲社电《中国农村养老问题亟待解决》，《参考消息》，2006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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