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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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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

一、引言

自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对分工问题进行系统的经济分析之后,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伴随着经济学不断发展,经历了由重视到逐渐在主流经济学中消失再到重新复兴发展的过程。古典经济学重视分工的作用,继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等学者对分工理论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阐述。然而,19世纪末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经济学引进边际分析方法以来,分工问题逐渐被忽视,大多数研究者将分工作为一种外生的、既定的前提条件。正如斯蒂格勒所说“没有证据证明在他(斯密)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分工与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

[1](p1199-11123)

一部分。”

新古典经济学这种漠视分工因素影响的研究拥有诸多缺陷,如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现象,无法阐释产权和交易成本等问题。因而,在此之后,人们又从多个角度对经济增长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发展了产权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企业理论等,这些理论分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空白,但却使其缺乏了体系上的内在一致性。20世纪80年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数学在线性和非线性规划方面对角点解问题的突破,以罗森、杨小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借助现代数学工具,将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演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否能够“打破传统经济学宏观、微观的樊篱,将经济发展、贸易、经济制度等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下”[2](p5)

还尚待验证,但我们却可以在这种发展中,对分工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思考。

二、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在斯密之前,有许多学者曾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进行过阐述,如柏拉图早在公元前380年久论述过分工对改善社会福利的意义,威廉·配第在17世纪末就意识到了专业化对生产力分工的作用,但真正将分工置于经济学分析的重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正如熊彼特所说

[3](P285)

“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

斯密在《国富论》对分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篇、第二篇。第一篇前三章从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获得报酬递增,分工产生的原因及分工受市场范围影响三个角度对分工进行了阐述。在第二篇中,斯密阐述了分工与资本的关系,从分工的关系来认识资本。在分析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获得报酬递增方面,斯密开篇边就提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

[4](p7 )

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都是分工的结果。”并通过别针制造的例子说明了周密的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一论断,从三个方面,即分工有利于减少不同工作之间的转换时间,劳动者技巧因专业而改进及分工能促进技术发明与运用阐述了分工带来报酬递增的原因。此外,斯密通过对农业和制造业的比较,解释了农业生产滞后于制造业的原因,认为农业不可能制定某个人只从事某种劳动,不能采用分工制度。这一思想给后人研究二元结构问题以启发,如史鹤凌、杨小凯(1995)证明了,因为农业比工业分工难,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跟不上工业部门,造成了工业的收入比重加大。

对于分工产生的原因,斯密认为来源与人类的交易倾向,并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这个观点被称为“斯密定理”。既然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交换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那么分工自然也要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市场如果过小,那就不能孤立人们终身专务一业。”【4】(p 16 )

斯密在这章中提出,市场的大小取决于运输条件及人口稠密程度,市场范围扩大的

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在这里,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后来,杨格(1928)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认为分工与市场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大小,市场范围大小也取决于分工,提出了迂回生产理论,即“杨格定理”。

在第二篇中,斯密从分工的关系来认识资本和货币。他认为,货币起源于分工的发展,有了分工,一个人的需要大部分要靠交换来满足,而货币正是为了交换便利,节省交易费用而产生的。对于资本,斯密分工与资本是并列的,由于分工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一数量的工人所能加工的生产资料大比例增加,需要更多生产资料储备。此外,分工带来的就业人数的增加也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因此,资本是实现分工和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在这里,斯密提出了探讨经济增长根源的一个最基础的模型。即随着市场规模扩大,促进了分工细化,分工带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进了市场规模。后人发现除了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也是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扩展了经济增长的理论。

三、斯密之后分工理论的发展

斯密之后,又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嘉图认为先天资源禀赋差异是产生分工的关键,并研究了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认为即使没有绝对优势,贸易仍然能带来好处。黑格尔(Hegel,1821)认为分工和专业化会简化操作进而促使机 器发明,巴比奇(Babbage,1835)指出分工与专业化会减少人们的重复学习。马克思重视分析分工与技术变迁的关系,认为这是工场手工业转化为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基础。

但是这些分工的思想,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反而在后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忽视。古典经济学之后爆发的边际革命致力于经济学的数学化、精密化,逐渐发展为新古典经济学。由于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很难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理解数学化,相对而言,供求分析的边际分析更加容易,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们逐渐将分工看成一种既定因素,脱离了分工的推动作用,开始从静态方面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重点从经济组织转向资源配置,为了分析便利,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古典经济学思想在新古典框架下形式化,呈现出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两分,强调供求分析的核心地位及用规模经济概念替换专业化的特点。这种缺失了分工的分析框架使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缺陷,无法解释企业和市场的演进及经济组织演化等问题。

20世纪50年代,数学领域中非线性规划等方法的发展,为处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提供了数学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森、贝克尔、杨小凯、黄有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重新将分工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发展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此框架下经济学将打破新古典经济学宏微观之间的隔离,并可以用来解释贸易、企业、产权、城市化等一系列问题,分工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四、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及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将分工重新纳入到经济分析框架中。在此框架中,分工自身也是动态演进的,分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产生较高的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会加速技能的改进,进一步促进生产率,产生良性循环,促进分工的演进。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分工演进的主线下,可以用来解释贸易、企业、产权等一些列问题。在新古典理论中,由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基于不同的理论,因而无法解释国内贸易是如何向国际贸易演进的问题。杨小凯、史鹤凌(1995)将新贸易理论中的D-S模型[5]引入到新兴古典框架,分析了在专业化效益和交易费用,消费多样化和消费的决策费用这四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下的贸易问题。当交易效率低、交易费用较高时,人们自给自足,相应的产品种类较少当交易费用提高时,消费种类、专业化及决策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分工而上升。若交易效率高到时一国有限人口不足以容纳很高的最优分工水平时,国际贸易就会产生。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组织分工的一种形式,当这种分工形式比产品市场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就会选择用企业来组织,是个人决策的结果。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关于企业的均衡模型,实际上是科斯、张五常等企业理论的数学化。在产权理论方面,新兴古典经济学将科斯等人的思想进一步数学化,分析了分工所带来的益处与分工交易可靠

性之间的两难冲突,提出了三种增加可靠性、减少风险的方法。一种是发展保险市场来保障分工网络的可靠性,相应的问题是保险市场本身是分工高度发展的结果,其完全的保险会使人们懈怠,从而产生极高的内生交易费用。二是明晰产权,但产权的确定也会产生费用,为了保护产权而产生的费用与内生交易费用的冲突使研究更为复杂。三是通过加强同业竞争,维持与潜在合作人的广泛关系,在交易失败时立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但随着分工的发展,同行业的竞争程度往往越低。

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利用分工理论解释了城市化等问题,认为城市的出现是分工演进的结果。杨小凯和赖斯(1994)建立了新兴古典城市化的一般模型,认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农业和制造业内部不断深化,出现了专业制造者和专业农民,由于工业不需要占用大量土地,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工业生产者会选择集中居住,从而城市产生。由于工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率高于农业,所以工业的收入比农业高,从而产生了二元经济结构,杨小凯认为城乡的自由迁移是这种二元经济状况消失的条件。

五、结束语

分工的经济学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从斯密以来,这一思想在经济学科的发展中几经沉浮。新古典经济学成就卓著,但由于受当时数学分析工具及其他一些原因的限制,使其忽视了对分工及专业化的理论的研究,对分工的忽视,使的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存在诸多缺陷,不能及时内生经济及许多动态经济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数学技术的进步,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建立了新兴古典经济模型,在这个框架下,分工的演进被内生化了,许多经济问题,如经济增长、贸易发展,企业出现等都可以加以解释。本文对分工思想的发展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希望这一思想在新的分析工具和框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与参考文献]

[1]Stigler.G.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rofessor Smith[J].Jour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1199-1123.

[2]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85页.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牛津大学1880年版中译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5]D-S模型:即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该模型借助特殊的恒定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效用函数描述消费者对差别化产品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多样化消费与差别化产品垄断生产的报酬递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首次以严格的数学模型解析报酬递增思想。

[6]Shi,H.&X.Yang.A

New

Theory Returns

of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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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J].The

Economic

Economics,1995(20):171-189. [7]AllynA.Yong.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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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孟星.分工与城市化:一种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及其现实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18-25.

[11]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J],经济学季刊,2001(4):19-44.

[12]刘辉煌,周琳.关于分工的经济学:历史回顾与近期发展[J].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4(130):11-14.

[13]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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