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在这种认识的作用下，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所设的反腐机构越来越庞大，从事反腐败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制定的反腐败制度越来越细。但实际效果却不令人满意，涉案人员的层级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依然严重，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依然存在死角。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的局限。
“自上而下”监督的局限和严峻的反腐败形势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自下而上”的监督渠道。现在大家都认同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此推论，权力越大，受到的监督就应该越多，官越大，则受到的监督就应该越大。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自上而下封闭式的监督体制，使官越小受到的监督越多，官越大受到的监督反而越少，对权力越大的人监督起来就越困难。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督体制也导致部分级别高、权力大的领导升到某种职级后监督就会“失效“，能不能做到廉洁从政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认识和觉悟。既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就不能相信权力大的人能监督权力小的人，而要相信和依靠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比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不仅功效更大，而且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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