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视阈中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包容

包容性增长视阈中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包容 许璐

摘 要：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幸福定义为效用，将收入假设为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收入水平成为间接度量福利水平的主要指标。美国南加州大学Easterlin教授于1974年的研究成果“幸福悖论”则向传统的收入效应论提出挑战：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不一定带来国民幸福感的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面临“幸福悖论”的难题。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发展幸福指数，根本目标就是实现经济增长对于国民幸福感同步提升的包容，实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全民共享，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提高。本文以“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包容”为视角，探讨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并就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条件下幸福感的提升给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幸福；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幸福指数

一、引言

“不幸福，斯无祸”1，中国古代将“幸”做动词，幸福即祈望得福之意。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其研究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自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Easterlin教授对美国跨期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论述的文章发表以来，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对Easterlin提出的“幸福悖论”从不同视角作出解释。不少国内经济学者，还结合中国经济问题，作出了相关理论创新。

二、文献述评

（一）幸福的经济学内涵

什么是幸福？简言之，幸福就是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生活满足状况的一种主观反映和心理体验。由二战诞生的幸福感研究是以主观幸福，即“快乐论”为导向的研究范式。经济学中的经典幸福定义由荷兰的Veenhoven 教授于1984年提出，他认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是人们对目前生活状态总体质量的积极评价，而评价又可分为“情感构成”与“认知构成”。情感构成包括积极与消极情感，认知构成反映为对总体生活的满意程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Karman）认为，享乐心理可以定义为对快乐与痛苦、幸福与悲惨的研究，他把快乐等同于幸福，并把经济因素融入幸福与快乐的研究之中。

本文沿袭前人对于幸福的经济学界定即主观性的概念。如图12右边所示，直接测度主观福利的方法是进行大样本调查，数据都是基于被调查者的主观自我评价。这与图1左边客观幸福衡量方法，通过生理学方法测脑电波的研究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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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清] 魏源 《默觚下·治篇》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引自〔瑞士〕布伦诺·阿洛伊斯·斯塔特勒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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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幸福 主观性幸福 情感 生理学方法 心理学方法 认知，记忆 脑电波 经验取样方法 全球自我报 告

图1 主观幸福与客观幸福 （二）主观幸福感评估标准综述

主观福祉既涉及一种认知层面，又涉及一种情感层面，因此很难将其格式化。边沁是试图将幸福纳入科学衡量轨道的第一人，他提出了用来评价消费者满意程度的边际效用学说、人均消费效用函数u(c)。萨缪尔森曾提出著名的幸福方程式： 幸福=效用/ 欲望。这个公式反映了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的关系。

归纳当代幸福度量研究主要包括三大方面：（1）着重度量微观个体的主观感受，常用方法为通过发放问卷，对受访者所反馈的信息进行统计处理，进而推断相关群体的幸福状况。进行主观幸福感调查的世界权威机构是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Investigation，WVI）调查结果与数据收录于荷兰Eramus 大学的Veenhoven 教授的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Blanchflower and Oswald (2000）提出了应用较为广泛的主观福祉公式W=H[U(Y,t)]+ε其中，W代表福祉的自我报告水平，W在1—10 的序列中，W代表1（极其不幸福）10（极其幸福）。U(Y,t)代表被调查者的主观福祉或效用，Y代表主观福祉的所有因素之和；t代表决定因素Y与福祉之间因提供原因不同而产生的变化关系；H[.] 这部分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微分的函数式，它将实际的福祉与报告的福祉相联系，此部分将随U增长而呈梯级增长。ε 误差符号用来代表其他影响实际福祉和报告福祉间关系的潜在因素。（2）着重度量宏观总体的幸福程度，如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前不丹国王吉旺楚克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英国“新经济基金”编制的“幸福星球指数”。（3）着重于城市幸福研究领域，国内具代表性的探索是由邢占军、奚恺元等学者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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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幸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综述

幸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经济增长质量广义内涵与幸福感的提升。杨长友（2000）认为测评经济增长质量的第一向度为人的经济福利。任保平（2010）在阐释经济增长质量的伦理原则时指出，经济增长是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目的，“经济增长的最高尺度就是人的幸福最大化”，经济增长对于幸福的包容体现了经济增长的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精神状态与内在需求，将情感看做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二是探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因素，其中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为永恒的课题。Brickman and Campell(1971)提出了“快乐踏水车”（hedonic treadmill）理论，建立在适应水平基础之上，幸福与否仅为人们对于环境变化的短期反映，对高收入的心理适应性使得幸福水平只能维持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好比水车在不断地上升运动，但每次的上升都会回复到原点。Easterlin（1974）经过多年的研究，从三大层面阐释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1、富足国家的人们不一定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收入增加带来幸福指数的提升是有限的。基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适应心理和人的欲望无止境、期望的心理来说明该结论。3、一个国家中，那些高收入的人一般要比低收入的人更幸福。Kahneman(2000)的“满意度踏水车”（satisfacrtion treadmill）满意度与幸福感仅取决于欲望收入与实际收入的比率，实际收入与欲望收入的比率越高，满意度越高，然而欲望收入会随个体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幸福水平不一定随收入增加而增加。卡尼曼的理论从欲望与收入水平同步提高的角度解释了“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了在经济财富大幅增长，而人们的幸福感并未大幅提高的原因。收入变化对欲望水平变化的影响可用图2来说明。

A1、A2、A3为欲望水平线，且A3 >A2> A1，若最初人们的欲望水平为A1，则收入Y1 产生的幸福水平为H1。假定欲望水平不变，当收入升高至Y2 ，相对应的幸福水平为H2，收入为Y3时，幸福水平为H3。a、b、c三点所在的A1曲线满足传统经济学假设，它表明收入的增加能使人们更加幸福。但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人们的欲望水平也随之同向变化，对于未来更多的诉求使得影响幸福的因素趋于多元化，欲望线将伴随收入上升从A1升至A2，部分抵消了由于收入上升所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欲望水平升至A3时，收入Y3所对应的d点之下的幸福水平H4远远低于c点的幸福水平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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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A2 收入水

平 Y3

Y2 Y1

a b d

A1 c 幸福水平

H4

H 1

H2

H3

图2 收入与欲望水平决定的幸福曲线

国内近年来同类研究文献逐年增多，罗文英（2004）将在上海地区的调查数据与德国1984～2001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收入满足度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论是:随收入增加,收入的满足度效应由大变小直至负值，故政府工作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幸福程度。田国强与杨立岩（2006）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社会的幸福度能够提高，而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使总体幸福水平降低,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娄伶俐（2009）在其博士论文《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通过问卷、电话调研，做出了大量收入与幸福的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深入分析了各种收入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绝对收入（包括个人年收入与家庭年收入）、相对收入、期望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验证。研究结论与幸福悖论基本一致。各种收入对幸福感影响较少。在分析“幸福悖论”时，采用了囚徒困境的博弈论方法，引入了第三方协调机制的幸福悖论博弈。

除了收入因素，现存文献还从失业、通货膨胀、性别、制度、婚姻、犯罪率、性格、健康、教育等角度考察了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由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诸多因素可见，政府在考量经济发展水平时，不可仅注重GDP等“硬指标”的提升，还应将众多非收入因素在提高国民幸福感方面的重要作用考虑其中，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

另外，现存文献中没有构建完整的指标体系度量与考察幸福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本文从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包容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做以反思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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