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海战反思录(11)

中日海战,

舰只还虚张声势地尾随日舰撤退方向追击了一阵。然而我们知道，日舰平均航速超过北洋舰队甚多，而且当时中方军舰大都已遭重创。)

客观地讲，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从战役角度而言也还远远谈不上完全失败。后世研究者多纠缠于战术细节，例如迎敌的阵型问题、方伯谦的临阵脱逃问题、弹药储备问题等等。再或上升到中日战争意志的比较，例如李鸿章就此下令保舰为要，导致制海权从此完全落入日人之手。而日方的举国欢腾，恐怕并非全为实际战果，主要还在于战绩大大超出其事先预期。事实上，此前的日本海军建设，主要假想敌便是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两舰。

我想有一个关键细节我们必须注意到：同样是开回基地的伤痕累累的中日军舰，李鸿章下死命令，靖远等舰必须在10天内修复，定远、镇远两主力舰则限期一个月；而日本方面的情况是，全部参战舰艇在9月22日之前(也就是5天内)都已经修复完毕，9月23日日舰便重又出现在中国近海。

因此，仅从作战支持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来看，即便李鸿章不下保舰令而督促北洋海军继续出洋迎战，效果与后来相比恐怕也不会有很大不同。

“总体战”的概念要到20世纪初才被提出，然而1894年的中日战争实际上已经初见端倪。将军决战岂只战场，双方比较的更在于综合国力、动员能力、工业能力，乃至制度因素。曾有历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败，败于日本以倾国之力来打李鸿章的淮军，这是就动员能力和动员机制而言。至于我前文所举中日海军恢复能力的差别，实际上就是工业基础、技工素质、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距――这些因素在导致战争胜负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很遗憾地被一直被我们忽略了。

我不相信真有什么卖国贼，谁不希望打赢？李鸿章长期背负卖国贼的名声，实在是因为，作为洋务运动教父，他远比同侪清楚，中国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被拖入战争。大海上的胜败，也许在船坞里就已经决定了。

今年是中日黄海海战110周年祭。历来此方面的研究极多，我并没有更多的心得可说。我只是注意到一个现象，应该是从黄海海战刚打完就开始，直到今天，不论当年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还是当下的爱国青年，都把双方军舰的比较和损失，作为判断胜负并进而找原因讲道理的着眼点。也正是在这套逻辑里，我们承认失败。而像西方的评论家，由于他们的考察指标不同，甚至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战争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与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装备的损失甚至战役的结果，应该说都是相对次要的。然而遗憾的是，当下我们很多的爱国青年，他们更关注装备、手段这个层面的问题。谈黄海海战则必比较中日双方的海军实力，比较损失情况；谈未来的台海问题甚至中美问题，则着眼于双方具体战力的消涨，比如某型战机与对方同类战机作战能力的比较，甚至不厌其详地罗列从不同渠道包括可疑渠道搜罗来的各种技术参数，以为只要这些参数不落下风，我方即有胜算。同样热衷比较的例子还包括战舰、导弹、卫星等等。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黄海海战之前，北洋舰队总吨位、火力相比日本并不落下风。因此，如果抓一个今天的爱国青年放在当时，也许他同样会得出某种乐观的结论。当然，如果他知道日舰普遍装备了速射炮，则他的乐观未免要打些折扣，但基调应该大致不变。至于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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