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念生不仅有着的文德,在人品上也堪称是楷模。他善良、忠厚,待人热忱,虽不善言表,但内心却是个火热奔放的世界。他不计名,不为利,对青年学者和学生,有求必应。他经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查询资料,解答学术上的问题,每月都要寄出解答的复信、复函。他的老伴没有工作,又体弱多病,经济拮据。有人劝他翻译些通俗,出书量的畅销书
,他说:“这些书有的是人翻,而我所搞的,是别人做不来的。”他嘱咐儿女,生活
上过得去,有吃有穿就行了。物质上的享受都是转瞬即失的东西,只有学问和奉献才是永存的。在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曾把罗念生先生比喻为“中世纪的和尚”这恰给了他的人生哲理以形象的描述。他从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善于理解人、体谅人,就连家中的保姆他也尽力关照她们,减轻她们的劳动负担。亲朋遇到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以至往往稿费尚未到手,就已经预支出去了。他的一生说是“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在他重病住院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尽力与医生配合。医护人员都喜欢他,夸他是最听话的病人。他向医生再给他点时间,不多,只需半年!他要完成“荷马史诗”的译著。他不求生命中的任何享受,只求完成夙愿留给后人。然而他带着遗憾走了,留给儿女的是一个仅有10元人民币存款的存折,留给中华民族子孙万代的,却是丰厚的、永存的纪念――他的译作和遗著。
“一个人活着若不工作,就毫无意义了。我对生命的看法很豁达,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给我些时间完成《伊里亚特》。”
慕人格:看大师那块硬骨头 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似乎,书生从来都只是弱弱的代表。可当我们看到有那么些人,在特别的年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时,不仅他们深邃的目光让人折服,而且,我们也觉得他们的骨头也似乎非常硬。有傲骨,无傲气就是说的这样的人。
贾植芳:“把人字写端正” 师道的光芒,那是在长久的点滴的寻常中,而无声地流露和浸润。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更是自己人生一世的传奇与琐碎。正如有的学生所说:“我特别喜欢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从中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芬“芳”。 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他努力“把人字写端正”。 师者风骨,是由传奇人生铺垫的。贾植芳曾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是为贾氏“风骨”。 在苦难面前,贾植芳始终心怀坦荡,不忧不惧。刚毅的精神,支撑他的艰苦岁月。
“平时我舍不得吃肉,都是买青菜,但是一批斗我,回家我就买排骨,自己安慰自己。一个人不要自我侮辱,是很重要 的。”在历经坎坷的他看来,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还像个人,书没有白念。”??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
顾准:黑夜里的持灯人
当城头变换了五星旗开始,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晓和顾准。一个因思想而罹难,一个因罹难而思想;一个倾全力于批判,一个在批判中建设;一个如电光石火般来不及引燃便熄灭了,一个长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他们中谁也不认识谁,却一前一后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方向完全不同,由于思想的深度,终至于在黑暗中汇通。
前进是那么艰难:贫困,饥饿,疾病,孤独,各种羁限,逼拶和毁损??唯靠良知给个人以支持。对于他们,夜与昼是没有区别的;绵延中照例地吞咽书本,反刍苦难,舔滴血的伤口。他们用笔,默默记录精神潜行的历程,此即所谓道路。然而,这道路并非为世人准备的,——他们深知,他们是远离了权力,而且为权力所嫉恨的人。
顾准遭到革命的遗弃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类的庇护,包括母亲。在同来的道路上,妻子早已自杀。于无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儿女们的宽恕,直到死神降临;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并没有最后跨出站定的门槛。他需要温情,那么渴待。 可是,当转身面对众神时,竟只有剑和火焰了!顾准:“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重复说,恍如千年空谷的一个回声! 思想者唯以孤独显示强大。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诗到散文,顾准燃尽了自己的一生。对于他,人们到处颂扬那最后的夺目的辉光,此时,我宁愿赞美初燃的纯净的蓝焰。 总述
徐志摩曾评价罗曼罗兰、托尔斯泰时说:“单从他们面上的光彩,单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事实里,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受苦痛的时候。”也许,看着渐行渐远的学者知识者的背影,内心也正是如是之想,他们曾如此精彩地活在这世界上,不管这世界有多少苦痛。纪念他们,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他们的精神。
《我们是否需要大师》(《中华读书报》)
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同日辞世之后,人们感佩他们巨大的文化贡献,崇高的精神信念和高洁的人生风范,但更惋惜他们
的离去,感叹这个时代文化大师的稀缺,思考和忧虑他们的文化和精神的影响会否淹没于当今这个商业物欲和流行文化的浮躁、喧嚣之中??
学者朱大可向大众和媒体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了这种人们对大师的精神焦虑和时代心理情结:“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对季羡林的缅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隆重哀悼。‘大师’一旦绝迹,就会引发全社会的文化焦虑。巴金去世时,曾经有过一次恐慌性浪潮,现在好像是当年的情境再现。”
这几年来,在文化学术界,我们也见多了所谓的“伪大师”,有些人以廉价的“大师”帽子随便奉送,更有披着假“大师”炫目外衣者干下了道德低下、灵魂龌龊的事情??“大师”的价值,逐渐处于贬值的过程中。
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不需要“大师”?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曾经总结过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彭斯等人,并盛赞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这种对人类大师的论述,至少概括了大师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对人们的生命和精神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具有引领人们前行的领袖和权威的力量,他们既是令人敬畏、景仰的,又是和蔼可亲的。所以,现在人们对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的敬佩、尊重,正是人们这种热爱大师、颂扬大师的心理需求的投射和反映。而对照这样的人类大师的标准,这实际上也使得当今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混迹于文化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假大师剥去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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