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与中国的城市发展 (2)

业，特别是更多地利用金融和资本市场来发展影视制作、产品交易等产业。另外，国外很多城市都充分利用“名人效应”，让其成为传承文化的“中转站”。许多政治、文化、艺术等名人生活和工作过的“故居”被开辟成博物馆供人瞻仰。如德国波恩有“贝多芬故居”，法国贝藏松有“雨果故居”，奥地利萨尔斯堡有“莫扎特故居”，瑞士有“卢梭故居”、“爱因斯坦故居”、“卓别林故居”等。这些名人文化产业链开发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一体化和网络化

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交通、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与网络化管理是经济社会综合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可以使城市的发展更具有前瞻性。新浪网2010年10月19日转载国外媒体报道讲，英国奥雅纳(Arup)工程顾问公司副主席塞西尔?巴尔蒙德(Cecil Balmond)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他的许多作品都名闻遐迩，比如，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设计的高394英

尺(约合120米)的标志性塔式建筑。最近巴尔蒙德本人选出了世界十大工程奇迹，胡夫金字塔与巴拿马运河榜上有名，伦敦排污管网名列第六。19世纪50年代，当污水问题导致所谓的“奇臭”(Great Stink)事件，霍乱肆虐时，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爵士是伦敦市政工程委员会首席工程师，他的解决之道是建造83英里(约合134公里)长的主污水管线、1100英里(约合1770公里)长的街道污水管线以及1.3万英里(约合2万公里)的小型排污管网。巴泽尔杰特还做了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决定计算出污水流动的数量，并将其翻一番，根据这一数字设计排污管网标准，造福子孙后代。如果他当时不这样做，到1950年，伦敦可能会再次遭遇同样的问题。 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化管理可以使城市的发展更具有安全性。这个方面，美国巴尔的摩的城市统计项目值得注意。城市统计项目是由巴尔的摩市长奥迈里在2000年6月发起的。它通过指标、数据表格和交互式网上地图组成一个综合性的城市管理系统，用于不断找出问题所在，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和对整个运作过程实施监控。每个机构和部门都要把财政和营运数据交给城市统计执行小组，用于参照目标、计价效果和研究对策。这种数据更新的过程每两周进行一次，涉及住房、交通、社区发展、火灾、水资源、固体废物、健康、公园管理等领域。

五、加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的水平

五中全会的《建议》提出：“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共同建设、共同管理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共同管理就要求建设公众参与型的城市管理体制。

要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社会组织包括基本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三个方面。如同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一样，人均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组织发达的西方国家按人口计算平均每一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体现在：调解社会矛盾，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促成社会稳定，避免暴力冲突。社会组织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例如，德国法兰克福有一个由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建立的协会，由她组织和指挥一些志愿人员，每天到面包房、旅馆和市场去收集当天没有卖出去的面包、蔬菜和食品，再分给无家可归的穷人。这就帮助政府解决了城市管理中穷人救助的问题。美国纽约市有一个遍布社区的民间组织，该组织的名称叫做“步行者的权利”，它的宗旨是在纽约每一个社区创造一个使用安全、步行方便的环境。作为有车族，在社区驾驶车辆要注意以下几点：车辆在社区行驶时要主动礼让行人。泊车、倒车过程

中，人行道上或路口有行人，也要主动礼让；在社区穿行时，遇到中小学、老人中心、残疾人中心等设施要主动减速礼让；在社区停泊的车辆不许安装警报器，否则遇到“半夜鸡叫”，协会可以帮助居民可以起诉车主。

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要积极培育民间组织，使之成为参与城市管理体制创新的一支依靠力量。城市公共治理有赖于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当前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改变政府包揽和垄断大部门公共资源的局面，改变公共服务直接由政府生产的供给方式，真正把那些不需要政府部门参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事项归还给社会，由各类民间组织和服务机构来承担。这就要求扩充民间组织数量，加强民间组织能力建设。

六、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五中全会讲：“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也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问题。如何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1500万的城镇人口，“十二五”期间

中国的城市化率至少提高5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会增加7000多万城镇人口。这些人口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大城市中，造成大城市的“人口病”。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和改进大城市人口管理，逐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级化促进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合理化；另一方面要根据实际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外来人口落户条件，通过产业的聚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更广泛地吸引人口的集聚。

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中国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摊大饼”，城市面积不断扩大，造成交通越来越拥堵。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清晰城市的开发边界，使边界成为刚性的约束；其次，要提高城市开发区域的土地效率，特别是提高工商业用地的效率；第三，要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利用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合理布局人口，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

强化规划约束力。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干部任用制度不完善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城市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规划变更相对随意的问题，一任领导一个规划，一个市长一张图纸。为此要强化规划约束力，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

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十二五”正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科学地规划了“十二五”时期发展的目标及主要任务，必将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又好又快发展。

（责任编辑：文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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