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转变与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

中国的人口转变与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

□

张

翼

［摘要］中国已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国家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国家;从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国家;从成年型人口国家转变为老龄化人口国家。中国人口的这种重大转变，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已经或将造成很多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劳动力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老龄化水平提升、人口负债压力日益加大、人口出生性别比攀升造成的婚姻挤压问题、“421家庭”“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逐步显化赡养结构渐成规模等。为达到的目的，人口政策应在分析这些影响“十二五”过程中作出调整:在末期考虑实施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在“十三五”末期实施所有育龄夫妇都可以生育两孩子的间隔生育政策。［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政策;人口红利［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1006-6470(2013)03-0066-05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与十七大报告不同的是，本次大口长期均衡发展”

，会没有继续重申坚持了多年的“稳定低生育水平”“逐步完善政策”、而开始明确强调要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为什么作为基本国策性质的“纲领性表述”会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已经人口结构的动态发展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人口转变、

与国家人力资源的供给特征等，又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存在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了解中发展之间，

国人口转变过程，判断中国人口所处的历史阶段，分对我们制定相关人口析人口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策并较好配置劳动力流向、对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完成本世纪中叶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世界人口发展史表明，人口结构不仅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动态变化，而且还会遵循既定规律，走过大致相似的变迁路途。为了让世界各国清楚考察和辨析人口转变过程，正确把握人口规律并指导各国的社会经济建设，联合国在1968年将人口转变过程具体描述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口转变发生前的阶段。这是在高死亡率（25‰以上）、高出生率（35‰左右）影响下所形成的代表着游牧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人口低速增长的阶段，

代表着的基本特征。第二阶段是人口转变的起步阶段，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显示着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高位徘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会使徊和自然增长率上升的表征，

这一阶段提前到来。第三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关键阶段，即伴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持续提高与劳动参与率的上

一、中国人口已发生了重大转变

收稿日期：2013-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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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人口出生率会下降到15‰以下。在死亡率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出生率的下降会直接导致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这是工业化进一步加深时期的人口特征。第四阶段是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大致接近，

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老龄化水平的高位维持，是自然增长率低于死亡率。这是高度工业化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

如果以此考察中国人口的转变过程就可以发现，中国现在正处于第四阶段—

——人口转变的完成阶段。自2000年始，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就下降到14．03‰，2004年下降到12．29‰，2005年下降到12．40‰，2010年下降到11．90‰，

2012年维持在12．10‰左右。与此相适应，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2000年下降到了7．58‰，在2005年下降到5．89‰，在2012年下降到4．95‰。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

中国人口已经长期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时期。不仅如此，中国的死亡率也开始高于自然增长率———比如说，

2012年的死亡率已经上升到7．15‰。中国人口的转变过程，恰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与中国从村落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过程、

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等密切扭结在一起。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高等教育的扩招（甚至于整个教育机构的扩招）以及初婚年龄的推迟与青年结婚率的下降等，

进一步加速了人口转变过程，并将这种转变结果强有力地维持了下去。因此，

中国人口转变之路虽有起伏，但转变之趋势不可逆。只要现代化过程平稳持续，则人口的出生率就必然会降低。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转变主要凭借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的转变，则主要依托了工业化、城镇化和教育的平民化，

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中国劳动力人口职业结构的非农化和居住社区的城镇团组化。中国将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届时的城镇化水平还将大幅提高，这会持续降低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总之，

中国的人口转型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等密切结合在一起，并凭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长期固化低生育态势。

在低生育水平的维持下，中国人口已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重大转变。到2012年年底，从年龄结构来说，已大踏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4．3%，并将在未来持续快速攀升老龄化水平；从城乡结构来说，

已经有52．6%的人常住在城镇，这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国家；从劳动力结构来说，

从事于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已经低于35%，而且还会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持续降低。

二、人口转变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人口结构的宏大转变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哪些重大影响呢？

（一）新增劳动力数量将逐渐下降，劳动力成本还将上升

虽然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但从人口学角度来说，伴随人口金字塔底部的收缩，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供给总量早已开始缩小。在2013年第一次迎来了劳动力人口净减少的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代人进入劳动力大军之后，中国每年的新生劳动力还将更明显地减少。比如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10-14岁人口有1．2亿，5-9岁人口有9000多万，但0-4岁人口只有6800多万—

——下降速度极其迅速。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10-14岁人口只有7490多万，而5-9岁人口有7000多万。最近波及到全国的所谓“民工荒”，除其他因素影响外，主要还是受了最近几年新增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的影响。农民工“以脚投票”的结果，提升了其讨价还价能力，

增加了其工资水平，使劳动力市场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博弈力量发生了积极转变。

另外，在新增劳动力数量逐渐下降的过程中，每年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大学教育与高中阶段教育的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接受过初中阶段教育的劳动力数量。这就是说，

中国的教育分流，正在迅速提升劳动力素质，并会最终影响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原来基于初中毕业生设计的劳动就业岗位与生产流水线等，需要迅速改变以适应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需要。可以说，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强有力地终结了廉价劳动力时代，而增加了生产流水线技术升级换代的压力。

（二）城市化速度逐步加快，农村老龄化压力越来越大

城镇与城市实行了“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因此，城市出现了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局面。但这却为青年农民工进入城市提供了绝好机遇。伴随城市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也伴随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降低，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会越来越快。城市的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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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政策贯彻时间越长，城市户籍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就越高，

城市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依赖就越强。与此同时，在青年人口流出农村之后，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却会越来越高。只要户籍制度不发生根本的改变，农民工就会一直被城市界定为流动人口。他们在城市与城镇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城市生活的适应与生活观念的转化问题，以及越来越严重的融入问题等，

都很难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都是改革中期中国社会最难以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农村常住人口基数降低、

在教育扩张既已形成推力、在农村青年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进入城市的大前提下，即使农村人口出生率维持原有水平，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仍会快于工业化早期阶段。中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村庄的“空心化”

等问题会更加突出，这会进一步造成农村公共物品的可及性问题，加大城市与农村之间教育、医疗、养老等设施的均衡压力，也带来自来水、交通运输、电力供应和卫生防疫等项目的人均成本压力。

（三）“人口红利”会逐渐消退，“人口负债”会快速加压

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的缩减，大大提高了15-64岁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于是，自1980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与人口转型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结合在一起，迅速促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即使在未来的2014-2020年这7年里，中国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会维持在70%以上—

——这又与国家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规划相一致。如果我们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

破解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制度难题，那么，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后的“人口负债”时期，我们就可以相对从容地应对老龄化压力。

由于人口转变带给中国的“红利”难以长期持续，由人力资本提升所带来“二次红利”的实现还需要很多复杂机制的支撑。不可避免地，在2020年之后，中国人口的老化速度将大大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30年大约会上升到17%-18%，在2035年会上升到20%，在2050年会上升到24%以上。所以，由于计划生育迅速降低了人口出生率，中国较早迎来了

“人口红利”。但在社会福利延长了人均预期寿·68·

命—

——由人口金字塔顶部扩展和底部收缩所带来的“人口负债”也会很快降临。为此，我们不能继续走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生产之路，而要迅速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并以生产过程自动化水平的提升来取代其对人力的依赖，

以改革红利创造新的发展动力。（四）由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所导致的婚姻挤压现象，会逐渐显化

有确定数据可考的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持续失调。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1年的出生性别比是108．47；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9年的出生性别比是111．92，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99年的出生性别比是116．8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仍然高达118．06，即每新出生100个女婴相对应出生了118．06个男婴。如果以0-4岁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来考察最近几年的失衡状况，那么，以下数据让我们更加焦虑：1995年0-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18．38，

1996年是119．98，1997年是120．14。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0-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20．17。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0-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19．13。这就是说，中国婴幼儿人口的性别比不但在继续上升，

而且，如果以107为最高警戒线的话，其已经比正常值高出了许多。如果这些数据果真代表了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实际结构状况的话，那么，在1985年之后出生的人口，在其逐渐进入婚龄期，就会遇到非常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

现在，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开始陆续进入婚龄期，

由婴幼儿性别比失调所导致的男性过剩现象会影响到婚龄期的择偶压力，使男性遭受婚姻挤压。但在社会分层日趋显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居住在边远山区的男性、

贫穷的男性、残疾的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等，会增加他们沦为独身———形成“光棍”的几率。如果贫困阶层的生活机遇遭受多重相对剥夺的负面影响，

则会在总体上影响社会的和谐。（五）因贫富分化而出现的贫困人口将持续存在在扶贫战略的实施上，“温饱性”小康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

是大幅缩减绝对贫困人口；“总体性”小康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绝对贫困人口温饱的基础上，扶助相对贫困人口生活状况的改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扶贫任务，则是更大幅度提升相对贫困人口生活状况。放眼全球，

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以

收入中位数的1/2作为贫困线来制定扶贫政策的。这就是说，

不管社会如何发展，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说明，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现象会长期存在。但在社会保险和国家福利保障将绝对贫困人口数量降低到非常低的程度后，

相对贫困人口就会成为一个“常数”。在这种情况下，贫困线的提升就成为社会考量公共政策的道德标准。因此，

我们不仅要解决好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

而且还要解决好城市新生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和保障之间取得平衡。为维护社会的安定，社会保障政策的配套不可避免。但如果使保障的扩张影响到了发展的需要，也非可持续之路。所以，一定要建立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渐进跟进的社会保障制度。

（六）计划生育的持续实施，在城市社会形成相当规模的“421家庭”赡养结构

在非农户籍人口长期实施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的影响下，城市“八零后”和“九零后”的结婚及其生育，

形成了“双独及其子女家庭”（即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及其生育的子女所组成的家庭）。虽然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双独”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在城市物价攀升、房价居高不下、就业机会不稳定、教育开支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下，

绝大多数“双独”只生育了一个孩子，这造成城市的政策生育率长期低于实际生育率，从而在家庭赡养关系上形成了“421家庭”支持结构，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妇及孩子与其双方的父母亲所形成的赡养结构。面对日益衰老的双亲，

很多独生子女不是不

“孝顺”，而是在上班压力下难以如传统社会那样“孝顺”，这不仅导致了经济与家庭劳务支持的脆弱性，而且还影响到了代际之间的精神慰藉。更有甚者，独生子女的伤亡还形成了一个数量日益攀升的

“失独家庭”———即失去独生子女之后的父母亲所组建的老年家庭———这是一类更为脆弱的家庭。

三、人口政策的改革方向

中国人口的政策性转变特点，使人口数量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面对当下的人口转型，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认为：在人口转变既定的情况下，

人口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结构比例越和谐越好。即使在自然资源极其贫乏

的国家如日本，

也早已鼓励生育。其之所以要从节制生育转变到鼓励生育，

主要目的也在于追求人口年龄结构的和谐。如果说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主要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并加速了人口转变的速度的话，那么，在21世纪，中国的人口政策就应该转变到提高人口素质、和谐人口结构、均衡人口发展上来。

因此，可以将中国人口政策的改革方向设计为：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人口老龄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实行不超过两个孩子的间隔生育政策；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为达到这一目的，以下几点是必须考虑的：

（一）研究和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在城镇化大趋势下，原来区分为非农户籍和农业户籍的人口政策，

会继续加速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水平，形成非常典型的“421家庭”赡养结构。因此，近期需要统一全国人口生育政策，在“十二五”末期，在进行地区试验的同时，

逐渐推广不区分城乡的生育政策，由现在的“双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过渡到“单独”

———即一个独生子女与一个非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在“十三五”

末期，过渡到所有新婚夫妇可以实行两个孩子间隔生育政策，然后再发展到不用间隔就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二）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

通过就业市场的引导，倡导男女两性之间的同工同酬，推广男女平权运动，加大女性在就业市场与社会保险中的保护力度，

消除性别歧视，鼓励男女双方的养老义务、着力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农村地区，既要尊重婚姻缔结中“女到男家落户”的习惯，也要倡导“男到女家落户”

的新风尚。只有性别平等成为社会生活习惯，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状况才可能真正缓解，人为干预出生过程的性别选择偏好才会消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的人口，

会不可避免地碰到由于女性短缺而造成的婚姻挤压，使一部分偏远地区缺少竞争力的男性终身不能结婚。因此，政府应该将人口政策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对这些弱势家庭的照顾上。

（三）通过自愿选择与市场引导的教育分流机制，迅速提升人口素质，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

在有条件的东部地区，将现在实行的9年制义务教育延长为包括高中阶段的12年制义务教育。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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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中，建立起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互动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

除均衡大中小城市与农村的校舍标准外，还要优化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师资配备与工资待遇标准。中国长期重视学历教育而轻视职业培训的政策需要彻底转变，

要通过政府的投入加强劳动力的就业与再就业培训，一方面在职业教育中强化技术工人的劳动技能，另一方面通过在职培训提升劳动力的转岗适应能力。

在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培训的同时，还需要有计划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要适应于中国教育的扩张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的变化而设计产业规模。伴随老龄化程度的上升，那种单纯依靠体力劳动与低技能机器结合而进行的血汗工厂的生产模式，在“民工荒”的持续影响下，已失去了生存条件。现在，在每年新增劳动力的构成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重已非常小。大约在2020年—

——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会以接受中等及以上教育的人员为主。

（四）要加大养老保障建设的力度，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准

面对中国日益上升到老龄化水平，中国近几年基本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保障体系，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村养老保险还具有那种广覆盖低保障”的特性。在人口流动成为常态之后，老年一代的空巢期会大大提前，而空巢家庭的维持期也会大大延长。以养老金与配偶养老的模式将取代以子女养老的传统模式。中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特点，还决定了其作为第一老年人口大国的未来特点，但截至到目前，还没有建立起老年护理保险。正好像养老金会增进子女的孝心一样，

老年护理金还会增进子女对老年父母的护养孝心。所以，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一方面应该放在整合各类养老保险制度、提升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上，另一方面还在于引进和建立老年护理保险。

在贫困人口中，老年人口将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如何既保障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

又关照相对贫困人口的发展所需，将是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研究扶贫战略的转型问题。

（五）要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缓解老龄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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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最困惑的难题是家底不清，

数字不明。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尚难定论。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27，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是1．18。这与计生部门原来一直宣传的1．8的水平相差甚大！如果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可信，则中国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已经大大低于很多后工业化社会的发达国家。因此，

我们必须对政策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之差仔细判断，以中国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进度、以中国对老龄化社会的应对能力及发展需求调节生育率水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在实施节制生育以降低生育率水平时，往往可以起到直观可见的效果，但在鼓励生育以提升生育率水平方面，则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战略上选择好调整生育率的政策投入时间。倘若错过机会，

则鼓励生育所花费的财力，会如欧洲某些国家那样不堪重负。应该注意到：在人口的所有结构中，最不容易改变的结构是年龄结构。考虑到人口自增率的迅速降低会加速中国老龄化水平这一趋势，将现行生育政策作适当调整，对于人口年龄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这段时间，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也相对较低，由劳动力供给充分所造成的国际竞争力也较强—

——这正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黄金时期，

只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社会和谐公正进步，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将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继续提供强有力支持。但在2020年之后，由老龄化水平加速增长所带来的养老压力会逐步加重，由劳动力供给优势递减所带来的竞争力也会逐渐消退。如果我们不能在这段时间加快建设、积蓄国力，那么，在养老压力加大过程中我们的发展速度就会大受影响。参考文献：

1］张翼．中国青年人口的基本特征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

2012(5)．2］郭志国．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J］．人口研究，

2008(4)．3］曾毅，王正联．我国21世纪东、中、西部人口家庭老化预测和对策分析［

J］．人口与经济，2010(2)．责任编辑：李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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