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波普尔的情境逻辑方法

【哲学百家】

浅析波普尔的情境逻辑方法

□周小结1

陈智勇2

210093）

421002）

（1．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湖南工学院思政教研部，湖南衡阳（

摘要：情境逻辑方法是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它以经济学为基础，批判心理学主义和阴谋理论，通过构造情境模型来解释社会现象。其中合理性原则在情境逻辑方法中充当着形而上学的纲领并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波普尔；情境逻辑；合理性原则〔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09）10－0102－03

关的初始条件（太阳、地球和月亮在某一个瞬间的质量、速）。而要考虑第二种的一个问题，可以度、位置等相关信息

建造一个实际的机械模型，它可能是粗糙的由几件东西组成，这个模型既不必自命为再现了实际情境，又不自命为再现了实际的牛顿的运动机制。然而，它解决了被提出的解释的问题。

那么在社会科学中模型的作用又如何呢？波普尔认为，关于模型在自然科学中的意义也是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实际上，因为牛顿的用普遍定律和初始条件解释和预测单一事件的方法几乎不能应用于理论社会科学，在这里模型就显得

一

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上，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并没有停留在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上，他在克服历史决定论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科学方法。他经过长期的思考，在自传中提到：“我认为重要的东西还需要再过几年才成熟。这就是合理性问题（或‘合理性原则’、‘零方法’、‘情境逻辑’）。”〔1〕

他的方法以经济学为基础，经济学在当时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在社会科学中，关于理想模型的运用以及在可量化测试上，很少有学科已经达到了经济学的某些分支所达到的那种精确和严谨的程度。波普尔正是受了这一启示，“这里的主要之点是试图把经济理论的方法（边际效用价值说）加以推广，以便使之适用于其他理论社会科学。在我后来的表述中，这一方法就是指构造一个社会情境模型。”〔2〕那到底什么是情境模型？这就要从什么是模型谈起。

波普尔首先区分了两种解释或预测：第一种是解释或预测一个或为数不多的单一事件。例如“下一次月食何时出现？”第二种是解释或预测某个种类或类型的事件。例如“为什么月食一再出现，而且只在满月时出现？”

波普尔认为，第一种不用建造模型就能够解决，而第二种通过建造模型才最容易解决。他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考察了这两种问题。比如说要在牛顿的力学理论的框架内解决第一种的一个问题，只需要某些普遍定律和一些相

更加重要。“它们几乎总是使用构建类型情境或者状况的方法———即使用构建模型的方法。（这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在社会科学中，用哈耶克的术语说，与在自然科学中相比‘详细的解释’要少，而‘原则上的解释’较多。）”〔3〕

理论社会科学和历史社会科学都是从人类行动和社会情境方面解释和理解种种事件。这里的关键术语是“社会情境”（social

situation）。“理论社会科学中的‘模型’实质

上是对类型社会情境的描述或重构。”〔4〕所以波普尔认为，社会情境的观念是社会科学方法的基本范畴。甚至社会科学中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对社会情境的分析。

二

心理主义是认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最终都要归结于人的本性或心理，例如只是从人类的本性去说明市场经济成立的原因，这就是典型的心理主义。

在波普尔看来，心理有一个根本缺陷。如果人的本性才能产生出传统、习惯或者社会制度本身的话，并且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的原理，那么它自身就不能用社会的要因来说明，因为它必须存在于社会成立之前。但是很显然，在社会产生之前就存在人类是违反常识的。心理主义探求说明社会的起源，就不能不制造出在社会产生以前就有人类的假象，因此，遭到了挫折。当然，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它会换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波普尔称之为“阴谋理论”。

所谓的阴谋理论，即认为可以凭借个人或者集团的阴谋

波普尔的情境逻辑方法属于社会科学哲学的内容。社会科学哲学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但在中国研究则还是刚刚起步，还不像其他哲学门类那样已有大量的现存材料和研究框架，甚至它的方法和原则还在建构之中。而在西方最近几十年来也就是二战前后，社会科学哲学发展比较迅速，在英国和美国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如Maclntyre、Gellner、Winch和Hollis。波普尔作为20世纪很有影响的一位科学哲学家，对社会科学哲学的问题研究比较早，见解也比较独到。本文试图探究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情境逻辑方法。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课题“波普尔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研究”（0602006C）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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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而引起各种社会现象的理论。这种解释把社会现象看成是策略和阴谋的结果，似乎很具有说服力，也符合一般浅显的认识。波普尔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批判其只需要指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完全凭借阴谋而获得成功的事实几乎不存在。“我们行动时，心中是具有一定目标的；但除了这些目标以外，我们的活动总是还会产生某些不希望的结果；而且，这些不希望的结果通常都无法消除。社会理论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解释为什么它们无法消除。”〔5〕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比如最初假定我们都不喜欢竞争，但同时在工作职位有限的情况下，即使大家都不想去竞争，结果竞争也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如果只从每个人的名誉心或竞争意识上去说明这种竞争状况，那就是本末倒置的心理主义的观点。因此说，在竞争中我们要找出的是其中影响竞争的制度和社会因素，个人的心理与此无关。在波普尔看来，阴谋理论没有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结构功能，不可能真正说明问题。社会现象就像哈耶克所说：“完全是因为产生了一种作为个人行为的结果但不是哪个人设计的结果的秩序，才出现了需要进行理论解释的问题。”〔6〕

同时，在指出心理主义不可能正确解释社会现象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情境逻辑方法根本无须心理的介入和参与。

为了反驳将心理解释引入情境逻辑的分析，他举了一个事例：一个叫理查德的人想赶一列火车，他必须过一条马路，而行驶或停放的车辆使马路拥挤不堪。现在，假设我们想要解释的是理查德在穿越马路时有些古怪的动作。在波普尔看来，如果我们想要解释他的行动，除了要找出对他行为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物质阻碍和社会阻碍外，首先就应该确认—穿越马路。其次，我们也必须认为他具有某些他的目的——

知识或信息要素———如关于社会制度的那种知识。

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当理查德具有诸如此种目的或信息时，我们是在使用心理假设。心理家可能甚至会问他是否真的“想到”过马路的“目的”之类的事情，或者会问他在心理意义上的唯一“目的”是否是怕误了火车。从心理上讲，次要的目的，例如过马路，可能都不存在。这是一般人的分析方式，而波普尔则认为，我们应该把理查德的目的和知识都不当作心理事实来看待，而看作客观社会情境的要素。他认为，赶上火车的实际心理目的与我们要解决的特定问题不相干，我们的特定问题只要求他的目的———“情境目的”，是在符合安全要求的情况下尽快地过马路。与此相似，我们也不会对他的一般知识感兴趣，我们只会关心与这个情境相干的信息或知识。

“因而情境分析将包含一些事物和它们的一些特性和状况，一些社会制度和它们的一些特性，一些目的和一些知识要素。”〔7〕鉴于这种社会情境分析，我们就能够解释或者预测理查德过马路时的行动。所以说，情境逻辑的方法与行动者在作出行动时的实际所想无关。

很显然，在这里，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模型、一个类型事例而非单一事例。情境分析的方法能够把理查德变为可能也处于相关情境中的任何人，把他的个人生活目的和他的个人知识还原为类型情境模型的要素，这个模型能够在原则上解释一类结构上相似的事件。

波普尔提出来“情境分析的方法无疑是个别的方法，然而它无疑不是心理的方法，因为它原则上排斥一切心理的因。〔8〕心理学是一门非常素，用客观情境因素取代了它们”

重要的社会科学，但“事实上，心理学不能是社会科学的基。〔9〕我们在进行情境分析时，当然会关注到个人的心础”

理状态，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正如一个科学理论的产生肯定会包括科学家的一些灵感或非理性的因素，但并不妨碍这个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性和可检验性一样。所以说，心理的或精神的因素并不会妨碍我们对个体或其他社会问题进行客观的情境分析。

在反对心理主义解释方面，哈耶克也提出了类似观点，“我们在社会科学中分析个人的思想，其目的并不是解释这些思想，而仅仅是区分各种要素的可能类型，我们在重建社会关系的不同模式时必须考虑这些要素。认为社会科学家的目的是‘解释’自觉的行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社会科学家经常在不经意的言论中暴露出这种错误。即使能够这样做，它也是一项不同的任务，即心理的任务。对于社会科学”〔10〕来说，各种类型的自觉行为只是素材。

波普尔反对心理主义，提出情境分析。但如果情境分析提供给我们一个模型，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社会情境的animate）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模型是如何被“激活”（

波普尔提出了合理性原则问题，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情境分析方法。

三

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人们通常所犯的错误就是设想一个社会模型的激活必须由一般人类或个体心理法则提供。

波普尔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我们已经用一些抽象的和类型的情境要素，例如我们称作“目的”和“知识”的那些要素，取代了个人的具体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心理经历。其实，为了“激活”它，我们只需要假设，有关的各种人物或者行动者适当地或者恰如其分地进行行动———也就是说，根据情境来行动———这是情境分析的核心。当然，“情境，如我所用的这样，已经包含了一切有关的目的和所有可得到的有关知识，尤其是关于完成这些目的的各种”〔11〕不同的可能手段的知识。

在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一个激活律，它显然是一个几乎空的原则。“在文献中它被称作‘合理性原则’（rationalityprinciple）”，〔12〕但这个名称导致了无数的误解。

如果从波普尔所采用的观点看待这个所谓的合理性原则，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合理地行动这个经验的断言和心理的断言关系不大或者毫无关系。相反，它原来却是这样一种方法论假设的一个方面或者一种结果，即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部理论成果，我们全部解释性理论，装入或者塞入情境—装入或者塞入模型。分析——

因此，可以把采用合理性原则看作一种方法论假设的副产品。它并不起经验的解释性理论的作用，也不起可检验的假设的作用。因为在这个领域中，经验的解释性理论或者假设反而是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模型，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情境分析。正是这些也许在经验上或多或少适当的———是可以被讨论和批评的，有时它们的适当性甚至可以检验，如果它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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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检验，就使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

当然，有人会提出来，对于社会科学模型的检验是不太容易获得的且不明确。但在自然科学中其实也一样。它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模型总是且必然是有些粗糙和纲要式的过于简化之物。它们的粗糙蕴涵着较低的可检验性程度。因为一种差异是由于不可避免的粗糙还是由于模型中的错误，这很难确定。然而，我们有时仍能通过检验确定两个相互竞争的模型哪个更好一些。在社会科学中，对情境分析的检验有时可由历史研究来提供。因此，模型分析并不会妨碍理论的交流和发展。有社会科学家认为使用模型充满着各种危险，我们对模型本身所应用的各种实体的了解不会为这一模型所包括的公理和定理所穷尽。而波普尔并不担心这一点。运用模型这一点属于发现的范围，而不属于证实的范围，因为模型在科学中是作为启发性的方法而发生作用的。波普尔认为，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理论和社会人类学都是情境模型分析的成功的典范。

合理性原则并不充当经验的或者心理的角色，在社会科学中不把它看作是可以受到任何一种检验的。检验，当其可行时，是用来检验一个特定的模型，一个特定的情境分析，而不是一般方法，因此，也不是检验合理性原则。坚持这一点是这个方法的一部分。因而如果一项检验表明某一个模型不如另一个模型适当，那么由于两者都使用了合理性这一原理，我们就没有理由摒弃这一原理。这样看来，波普尔似乎赞同合理性原则是先验的正确，但事实上，他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合理性原则并不必然正确。而一个原则倘若不普遍正确，那就是谬误的，这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我们必须否认它先验地有效。但我们进而会提出质疑，如果合理性原则是谬误的，那么由这个原则和模型相结合所构成的解释也一定是谬误的。波普尔面对这种质疑，他是这样回答的：

“模型可能是正确的吗？任何一种模型可能是正确的吗？我不这样认为。任何一种模型，无论是物理学中的还是社会科学中的，都一定是过于简化之物。它必须省略许多东西，也必须过分强调许多东西。”〔13〕

他以牛顿太阳系模型为例说明这一观点。即使我们假定牛顿的运动理论是正确的，模型也不会是正确的。虽然它以质点的形式包含许多行星，但它既不包括陨星也不包括宇宙尘埃，更不包括任何体现了遥远的物体对太阳系各天体的作用的事物。

如果在社会科学中充当着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定律有些相似角色的合理性原则是谬误的，如果此处情境模型也是谬误的，那么社会理论的这两个组成要素就都是谬误的。这样，如果我们仍然希望坚持认为情境分析方法是社会科学的最适合的方法，如果我们希望坚持科学是寻求真理的观点，那么我们是不是会陷入毫无希望的困境呢？

波普尔对此的回答与他对真理的看法及科学的目的相关。他承认，如果自己的社会科学及其方法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无可否认，社会科学中的任何解释性理论都不能期望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带来任何不可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它们使我们能够批评地讨论在相竞争的理论或者模型中哪一个在更接近真理的意义上能够表明，哪些方法可能是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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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这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社会科学中的情况。

那么到底合理性原则的地位在哪里？

在一般人的视野中，合理性原则要么是方法论的原则，要么是经验的猜想。如果它是方法论的原则，那么很显然就不能由经验检验，在经验上就不会是谬误的；如果它是经验的猜想，它就会成为各种不同社会理论的“激活”部分。但是同时，它也必须是某种经验理论的一部分，必须那种理论的其余部分一起受到检验。

波普尔认为，这后一种情况更符合他关于合理性原则的地位的观点。他论证，如果一个理论经过检验后是谬误的，那么我们总是要判定我们应使它的各种不同的组成部分的哪个部分对它的失败负责，判定不让合理性原则负责，而让理论的其余部分负责，这是正确的方法论策略。

他明确提出，“似乎在我们寻求更好的理论时，我们把合理性原则当作免遭驳斥的逻辑的或形而上学的原则：看作”〔14〕当然这是不可证伪的，或者看作先验地有效的原则。

种说法是令人误解的。如波普尔指出的那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合理性原则，甚至在他的最低限度的简洁陈述中，尽管它十分接近真理，实际上是谬误的。因而我们不能说波普尔把它看作是先验有效的。然而，波普尔认为不把我们的理论的失败归咎于合理性原则是良好的策略———良好的方法论策略。因为如果我们归咎于我们的情境模型就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话，那么不妨把坚持这个原则的策略看作我们的方法论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情境分析的基础，波普尔的合理性原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纲领。

因此，有学者提出，合理性原则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划界标准，根本不是科学，它免于波普尔方法论图式中的证伪，波普尔对其所作的辩护性策略不一致。但我们可以看到，波普尔认为任何一个时代和学科，人们都需要某种形而上学的纲领，这与证伪主义并不相矛盾。事实上，在现实中，这些纲领不但不会阻碍人们认识世界，反而是我们科学进步和发展所必须的。对于合理性原则的这个问题，他提出赞成这个策略的主要论据是，我们的模型远较我们的行动的合理性原则更有趣，更增进知识，也更能经得起检验。■

参考文献：

［1］［2］［英］卡尔·波普尔著，赵月瑟译．波普尔思想自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62、162－163．

［3］［4］［7］［11］［12］［13］［14］K．R．Popper，TheMythofFramework，ed．ByM．A．Notturno，LondonandNewYork，1994：165、166、168、169、169、172、177．

［5］［英］卡尔·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猜想与反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75．

［6］［10］［英］F．A．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科学的反革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35、34－35．

［8］［英］卡尔·波普尔著，范景中等译．通过知识获得解放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113．［

［9］［英］卡尔·波普尔著，杜汝辑，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厦出版社，1987：126．

［作者简介］周小结（1980－），女，湖南桃江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陈智勇（1980－），男，湖南涟源人，湖南工学院思政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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