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关于文艺学和文学理论 (3)

但不应该将政治作为评判的唯一标准。此外，即使是文艺要表现政治，也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文艺是以歌颂为主还是以揭露为主？文艺对政治只能服从还是可以监督？文艺的根本作用是批判现实政治中的阴暗面还是有选择性的放大政治革命的光彩、英雄的一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朱光潜先生于1979年在《文艺研究》第3期上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这是一篇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的重要文章，提出了几个扭转方向的文艺创作观点：其一，“人性论”不应成为禁区，将人性与阶级性相对立是不对的，“人性论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阶级性是暂时的，人性是永恒的，文艺在不必表现阶级性时“仍然要反映人性”。其二，人道主义也不应成为禁区，“人道主义事实上是存在的”，人道主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却有一个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人的本位主义”。其三，要表现人情味和共同美感，具体到文艺的人物创造，要突破江青的“三突出”模式，反对人物的“十全十美。没有一点瑕疵”，以及“始终一致，人物没有发展”，要允许写“中间人物”和“小人物”。总之，朱先生的观点就是：人不应是按阶级性划分的人，人有共同的人性，人的一切应当得到尊重与肯定，活生生的而不是按理性原则规范的人是文艺创作表现的中心。刘再复在他的《性格组合论》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就是“关于人的反思”，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创作只是强调了“社会的人”而忘记了社会却是“以人为主体，为中心”。他所谓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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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的二重组合”，其实很简单，即“一个人，当他被排除一切缺点及弱点时，便成了神；而当他被排除一起‘善’的时候，便成了魔。所谓神性与魔性，乃是人的性格一极的畸化——性格单一化的极端化。”① 就是说，人是天使与魔鬼的组合，要充分认识和描写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变化性，正如法国巴斯葛所说，“向人过分显示他多么像禽兽而不显示出他的伟大，这是危险的；向人过分显示了他的伟大而不顾到他的卑鄙，这也是危险的。”

1986年，李泽厚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提出了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学术命题。李泽厚认为，救亡开始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接下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本来就排斥个体主义的救亡运动（革命），再加上大量的农民意识，现代史上的启蒙理所当然会被救亡压倒。李泽厚直言不讳地认为中国革命排斥了启蒙主题，他说：“从建党一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延安整风，都不断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鼓吹的那种绝对个人主义，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都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并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李泽厚还认为，中国的

①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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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主义之所以弱不禁风，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中国近代“没有这个资本主义历史前提”，“长久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渗透了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

①

随着救亡因素的加大，文学的“纯审美因素减弱了，它的社会性、

现实性、目的性更鲜明了。”更进一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从此救亡彻底压倒了启蒙。自此以后，以文艺工作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强大的思想政治改造面前，便完全消失了自己，他们只有两件事可干，一是歌颂，二是忏悔。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他们不但没有可能去启蒙大大众，反而被“大众化”，沦为被大众教育和改造的对象。这里有两个典型个案，一是茅盾，尽管瞿秋白称其《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但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是一部“演绎、印证某种政治观念”的“主题先行的产物”，随着20年代末期“革命文学”的疾风骤雨，茅盾主动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更易为“为政治”了。另一个是丁玲，现代文学界一致认为，丁玲是一个富有艺术个性和女性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的作家，其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是证据。但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她的个性和自我受到打击，她终于吸取了教训，由个性扩张变为个性萎缩，自我张扬变成自我封闭，由倾听自己的心声变为图解现成的公式，她后来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丁玲丧失自我的标志性作品，这部小说“完全是用阶级关系来组织人物圈子”，“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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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5、3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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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言行举止尽量充分表现出他的阶级性”，除开“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你就说不出这部长篇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启发了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思路，既然以前的现代文学史就是革命史、救亡史，为什么不能按照启蒙和审美、艺术的思路来重写文学史呢？1983年，朱光潜先生发表《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将会重新评价》一文，认为沈从文的“人性论”写作是极有勇气的，并“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1988年，“重写文学史”终于在《上海文论》上正式开始，沪上两位有名的现代文学专家陈思和、王晓明当了主持人。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学史为了突出政治性，不但把左翼文学说成是30年代雄冠一切的主流文学，而且那种以政治标准来选定的主潮论，也不能反映现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1994年爆发“文学大师重排座次”的新闻，北师大教师王一川主持策划《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大师的排列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而茅盾被排除在外。主持人说，这是用审美标准重新阐释文学史。自此以后，那些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被逐渐放逐出文学史，而相反类型的作家，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徐志摩、张爱玲等人则被评论界抬上神坛，又被出版商炒得热火朝天。中国现代文学史终于由“救亡压倒启蒙”走向了“启蒙压倒救亡”。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文艺为自身的独立和解放所做的努力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发生了三次较大的波折：1981年春末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审美文化领域内的大波折，那就是电影文学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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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苦恋》的出现以及对其的批评。《苦恋》是著名作家白桦创作的，题材是写一个海外归来的画家凌晨光，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其爱国之心得不到回报，最后葬身雪野。

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反对国民党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十年“文革”浩劫来临，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剧本中颇有刺激性的表现有若干处：画家的女儿在文革中决心弃国出走时，画家不同意。女儿问：“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画家“无法回答”；“文革”时的北京大街上满是挥动着语录本的人，一张张虔诚、天真而狂热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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