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财政为什么不能公开

中国政府的财政为什么不能公开？

中国的GDP年年增长，纳税人的税负也在年年增长，而绝大多数的民众的收入却与增长的GDP无关（只有权贵阶层、垄断集团内部的收入和各项福利才和GDP成正相关）。中国人民的税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重的。同民主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人民除了要养活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外，还要养活一个庞大的政党机构。在中国的的政权架构上，政党是排名第一的机构，从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县（市）、地（市）、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大致有六个级别，这六个级别中都设有专职而且庞大复杂的党委机构，在这六个级别各自下属的政府行政机构中，从上到下，又设有专职的党委机构，举例说明如下：从国务院这个最高行政机关开始，用建设部为例，从国务院建设部到省建设厅到地市级建委到县建设局到乡镇建委，以及从部到省到地市到县到乡镇的建筑企业，在这些所有的机构和企业中，都设有专职的党委机构，级别越高，党委机构的设置越细，人员越多，即使是最低层的企业，也设有一名专职的书记。所以，除了在全国各个行政区划设有政党机构外，在全国所有的行政、军警、企业、事业单位中，都设有专职的党委机构。如此庞大、无处不在的政党机构并不创造社会财富，但却是这个社会最有特权的阶层，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福利住房、公费医疗、社会的所有资源都由他们控制和分配。

这个特殊的阶层虽然不创造社会财富，但却掌握着分配社会财富的绝对权力，他们制定的政策，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我们现在所遭受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教育不公、绝对垄断，就是执行他们制定的政策的结果。他们制定的政策，使得他们占有了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而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工人、农民和

基层的劳动者却无论怎么样努力也富裕不起来，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住房、上学、看病这些问题已经成了普通民众面临的最大威胁。

中国的纳税人要养活这么一个庞大的政党，而且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还要被它掠夺一大块，再加上还有一个同样庞大和贪婪的政府机构，这就是为什么GDP年年增长，而老百姓生活水平反而下降的主要原因。

如果GDP达不到8%以上，就没有办法养活这么庞大的党政机构。

这就财政不能公开的原因。

例五

惊心动魄的财政史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在这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温家宝总理的话，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财政与社会结构及民生发展的关系，道出了中外历史上财政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

性，高度概括了财政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财政改革的方向。

倾听财政史惊心动魄之声

财政制度是人类社会进程中调节社会均衡发展至为重要的制度，关系着国家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及公平正义的实现。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它与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民主法治制度的构建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连。翻开历史长卷，因财政危机引发的政治风波和经济巨变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社会的发展、变革，往往是从财政改革起步的。每一次财政改革都是那样的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深深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进程。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政府相对清廉、财政比较充裕、社会相对公正、国家比较兴盛。到了后期，政府腐败、社会失去公正、国库空虚、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老百姓揭竿而起，王朝逐渐走向了衰败和灭亡。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经过六代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然而却因财政支出无度，仅仅15年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秦朝的“暴政”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对中国后世统治者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惩秦之弊”、“以秦为鉴”成了中国后世政治家的自律警句。西汉末期，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富者田连阡陌，穷人无立锥之地”，连年战争导致民众赋税无度，最后爆发了汉末农民大起义，西汉由此灭亡了。此后的东汉、隋、唐、宋、元、明、清大致都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过程。中国历史上发生的600多次农民起义，无不把“均贫富”写在自己斗争的旗帜上，以博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以戈矛博弈来求取一次次短暂的、相对公平的社会秩序。

英国有句谚语：“税收是代议制之母。”近代欧美宪政制度的演进就是从纳税人的抗税运动开始的，围绕议会争取制税权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从1215年约翰王与25名贵族代表签署的《大宪章》，到1689年英国国会制定的《权利

法案》，见证了“未经同意不得征税”原则的逐步确立。期间，国王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多次因国库空虚、筹集军费要求增税问题爆发冲突，甚至引发内战。查理一世还由此成为人民公敌，被送上了断头台。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政府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并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路易十六执政期间尤为明显。1787年，路易十六为缓解财政危机要求通过举债和增税计划，导致其与高等法院的持续冲突，1788年巴黎议会否定了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为了筹集税收，他迫不得已重新召开自1614年以来从未召开的三级会议，最后却引发了大革命，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美国独立战争更是直接起因于宗主国的课税和干预。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议会在一致通过的《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指出纳税而无代表权是暴政，从而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近代沙皇俄国—苏联—俄罗斯联邦的巨大转变，也与政府施政方针及财政有关。1908－1917年的十年间，由于经济衰退和参与连年战争，沙皇俄国完全依赖财政赤字维持运转，人民负担兵役并缴纳高额税收。到1917年，财政赤字累积高达84亿卢布，占财政总支出的85％，国债余额是当年预算收入的11倍。议会否决了政府的高赤字预算。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最终工人阶级发动了十月革命，埋葬了沙俄政权。随之诞生了社会主义苏联，但在20世纪90年代也垮台了。因为在苏联的后期，庞大的军工业消耗了大量资源，老百姓的生活资料极度缺乏，中央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也在逐年下降，不得不依靠地方财政的上缴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到了1991年，中央政府收入计划无法落实，完全失去了对全国经济、政治的控制，国库空虚，一连数月发不出工资。最终，强大的苏联轰然倒下了。

历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致力于改革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力图建立相对公平的分配格局，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任何改革尤其是财政

改革涉及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不可能一帆风顺，改革者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极大阻力，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家商鞅、贾谊、杨炎、刘晏、王安石、张居正等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是生命。这些改革家都胸怀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大局，坚信“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正是背负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前赴后继，用脊梁扛着中国历史不断地前行。

著名经济学家J·熊彼特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文化水平、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所部署的行动，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都被写进它的财政史之中……谁懂得如何倾听它的信使的声音，谁就能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明了地识别世界历史的雷鸣。”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我们看到财政的兴衰与政权及国家兴亡之间的密切关联，听到了历史的呐喊，感受到了公平和正义的力量。

财政史给予我们三大启示

惊心动魄的财政史，引发了我们深深的思考。财政究竟是什么？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财政改革的经验教训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一切，对于推动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强大的财政实力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的基础。财政是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财政兴则国家兴，财政弱则国家弱。财政收入是否丰裕，财政支出是否合理，社会公正能否体现，对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政权的稳固或动荡，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中国封建王朝每个朝代后期的统治危机，还是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古今中外的财政史一再表明，财政危机是导致国家分裂、政权更迭的重要导火索。

强大的财政实力是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战国时期的秦国原先是各诸侯国中最弱的一个，国内君主和贵族冲突不断，邻国经常侵夺其领土。在国家存亡的关头，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变法。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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