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根 (2)

来教育大臣。毛泽东不接受四个伟大，但他说只接受“伟大的导师”，自认为是明君、哲学王。“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周书·泰誓》，儒家又加上“作之亲”，形成“天地君亲师”五伦的伦理架构。“君亲师”意味着教育模式是忠孝为“教”。 观点： 并不一概反对在家庭教育中实施“孝”的情感教育，但反对把这种教育变成一种固定的外部形式，尤其反对把它视为家庭教育中唯一的或者至上的内容，反对将它拔高为“仁之本”、“德之本”、和“教之所由生”。“孝”的情感不过一般人性中的同情感、仁爱心的一种表现而已。 孝不是“仁之本”，仁反而是“孝之本”。 “仁”是人人平等的同情心、博爱之心，并且应该包含由这种平等意识而生的正义感、公平感。这些内容是“孝”所无法包括的。

孝是有私心的。以人义、恻隐之心为前提，（四端）其本身是平等的。但与孝是冲突的。

如果把道德教育仅仅限于“孝”和由此扩充开来的对权威的服从，那是极其狭隘的。我们更反对把孝变成一种国家关系、政治关系，变成“忠”，那就更不可容忍。从而把国当成家。【例】周扬首先感谢父母是对的，首先感谢国家是不对的。相反，国家应该感谢周扬。他为国家争了光。国家培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不能把孝的原则扩大为国家原则。

几千年来的教育把人片面化、畸形化，教育成未成年人。 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 ·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激发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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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确运用自由意志的方式和原理加以阐明论证。

从而把人教育成成年人。道德教育应该讨论人性的善恶，罪与罚，义务和权利，自由意志。不是当做

教条，而是当做原理来讨论，它的来龙去脉、逻辑关系，当做实践理性进行研究，要讲道理，不能够“天经地义”。 【度：行为养成教育、道德理性教育、社会规范教育？】

·即使是正确理解的得到的教育也不应该是教育的唯一内容。道德教育本身需要有其他方面的丰富资源，比如科学知识、社会和人文知识，对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考，对兴趣、事业心的培养，思维方法的训练，逻辑、语法、修辞，审美和艺术，技术实践等等。由此才能使道德教育成为活生生的、全面的、培养自由意志的人的教育。这样丰富的道德教育才能使道德教育健康的发展，而不是呆板、僵化、教条的说教，不是伪善。

当然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中也包含上述某些要素，比如审美教育、人生哲学，但非常缺乏科学知识、思维方法和技术实践、兴趣培养等等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即使审美、人生哲学也只是从属的地位，所谓“文以载道”，文为政治、道德服务，没有独立性。今天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教育中强调智力培养、素质教育，方向是对的。但归根结底，仍然被看做道德、政治的手段，这就是片面了。

·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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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科学技术在中国，原只作为家庭私相授受的谋生手段，宫廷里也有一些“奇技淫巧”的工程技术人员，天文、历法、相术、医学、烹调，网罗为皇家服务。无法成为普及的社会教育的目标和体系。 社会教育的是“成名所知”：张载，“成名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正蒙·诚明》

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圣人、君子和官僚，是堪当大任的国家栋梁。对小民百姓只关注如何使他们成为顺民，而并不关心他们的人格培养，“民可使之不可使由之”。【精英教育+愚民教育】

君子的理想人格“盖之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朱子四书集注·大学章》【畸形】

近代认识到仅仅以君子和官僚为培养目的的政治教育，是片面的。所以废科举，开新学，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教育科目，然而这种引进是变形的，真正想要引进的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技术与科学是有区别的，技术只是遵守规则，科学则要探讨规则、建立规则；技术只对后果和操作程序感兴趣，科学则对原因和原理感兴趣。

技术可以是愚民式的，可以不要智慧，科学必须智慧。所以科学最重要的是科学精神，不是技术；二者都是知识，但技术知识不会和传统道德政治发生冲突，完全有可能臣服于道德政治之下，为道德政治服务。科学则有可能揭示传统道德政治的根源和虚伪性，从而颠覆已有的道德规范。科学有自己的规范，不受道德规范、政治制度的制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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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其独立性。它要考虑有没有道理、合不合理。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对旧道德的冲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就是力量。 在中国，教育完全由官方执掌，把科学研究纳入政治体系中的政绩，受政治权力制约，而教育者也会极力在这个管僚体制中往上爬。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科学研究的独立性。钱学森临终感慨“中国为什么就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政治与科学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的标准极大地限制了科学的独立性，把它变成了仅仅是遵守规则的技术。技术人员好用，有科学头脑的人不好用。清华大学出了那么多政客，还引以为自豪，其实是很可悲的！

政治上的政绩和科学上的成就遵循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规范。搅到一起，科学会颠覆政治规范，而政治规范会限制科学发展。所以在中国科学研究的自由只有在政治干预薄弱、管不到的地方才有自身的发展空间。比如北洋政府时期、西南联大时期。1949年之后，科学完全控制在政治规范之下，在官方的领导下，仅存的科学力量也丧失殆尽，大学的理工科成为技术的培训所，就连这种培训也受到政治规范的限制，称之为“只专不红”、“白专道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红色官僚，成为没有科举制度的科举复辟。即使到了今天，高考制度与科举制度也没有什么不同，是故意刁难人的。人文社会科学更是如此，意识形态的灌输，死记硬背。

1958年提出口号：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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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前一句是政治教育的总纲，所有教育都是政治教育，无论理工科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后面一句包含实用技术教育，更重要是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这两句话的共同意味是道德教育，教育者、被教育者都是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傲气是与无产阶级政治道德规范格格不入的。要改造，对大众尽孝，对领导尽忠，打成一片 第五讲

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教育方针虽然带上时髦的意识形态的字眼，但没新东西，对父母尽孝，对长官尽忠。那一时期培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奴性十足、知识贫乏老化、缺乏创造力，而互相内斗、扯皮、算计的劲头却不小。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才能生存，稍有个性的人都被淘汰。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方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世界、未来，不大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等等；第二，加强了文化、知识和技术的分量，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人才”。【非常技术化、工具化】教育方针没有根本的改变，教育还是一条“战线”，是政治道德规范下的内容，官方集中独揽的权力。 教育的技术性和工具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经济效益挂钩，又使教育除了有衙门的权力色彩外又带上了金钱的特色，知识被看做是赚钱的技术。知识分子成了资本家。二者结合导致了大规模的教育领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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