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

第八章 宋朝法律制度

（公元960年—1279年）

重点、难点 ：

一、《宋刑统》及编敕、编例的立法特点；

二、宋朝刑事法律内容的主要变化；

三、宋朝民事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

四、宋朝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

唐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状态。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1127年，北宋被金政权灭亡，康王赵构继而即位，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1279年被元朝所灭。

北宋统治前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先后建立政权，并长期与两宋王朝对峙。916年，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1125年，辽被金国所灭。1038年，党项族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它先后与北宋、辽及南宋对峙而立，1227年被蒙古军灭亡。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达建立金国，并先后灭掉辽及北宋。1234年，金被蒙古军与南宋联军灭亡。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1279年，元朝结束了两宋时期各民族政权分裂并立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1368年，元朝被元末农民起义推翻。

宋辽金元时期持续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法制并存的时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社会问题相当尖锐复杂，其法律制度的时代特色最为鲜明。宋朝吸取唐末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加强统一，防止分裂，高度强化中央集权，因而立法活跃，法律形式多样，重法惩治“盗贼”犯罪，注重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诉讼审判制度有重大发展，皇帝对司法的控制更为严密。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制日趋汉化，但又大量保留原有的民族习惯，因而具有强烈的民族统治特征。

一、宋朝立法概况

（一）立法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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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控制，集权君主

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宋初统治者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专制主义集权措施，将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统归中央，集权于君主。

首先，宋太祖解除禁军将领兵权，重新编配禁军，将藩镇所辖精锐兵力收补到中央禁军之中，并以文臣替代武将，定期调整将帅，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禁军完全掌控在皇帝手中。此后，又剥夺节度使全面掌管地方军事、行政、财务的权力，将其统领的州郡直属京师，使节度使成为虚衔。

其次，由朝廷直接派遣知州，另设通判牵制和监督知州，并在路一级派遣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监察，使地方权力掌控在皇帝手中。同时，太祖、太宗时要求各州，除地方财政所需之外，每年收入全部送交京师，将财权也集中到中央，使地方无法聚积财富与中央抗衡。

第三，皇帝加强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控制，除重视制颁法律并不断提高编敕、编例的地位外，还将重大案件的裁决权收归皇帝，甚至常常亲自“御笔断罪”。

2、崇文抑武，强调慎法

宋朝立国后，为防止军阀割据，甚至“黄袍加身”重演，对武将防范戒备甚严。宋太祖认为，百个儒臣贪污的危害，不抵一个武将的威胁。因此，采取崇文抑武政策，限制武将权力，派文臣掌管军事和地方行政。在司法官的任用上，更是注重儒士，重视法律教育和考试。由于科举取士，选择儒臣治狱，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改变了五代时期军阀执掌司法的状况。

为了消除五代以来苛政酷刑的影响，宋朝立法崇尚宽平，强调恤政慎刑、宽缓刑罚，并且创立折杖法，以减轻刑罚。宋朝皇帝常常亲自审录囚犯，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检查控制，同时纠正一些冤狱。

3、义利并举，重视经济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统治者一向推崇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进入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商业、手工业都有长足发展，从而对传统观念形成了冲击。其突出表现是功利主义学派对“贵义贱利”的传统思想提出挑战，坚决反对空谈“仁义道德”和抑商政策，主张义利双行、农商并重。为了尽快扭转积贫积弱局面，宋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商品经济与富国强民息息相关，传统的抑商政策应有所改变。神宗就曾下诏：“政事之先，理财为急。” 于是，“贵义贱利”逐渐转向义利并举，从官僚士大夫到民间百姓开始言财谈利。宋朝重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及民商事立法的活跃。

（二）主要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刻印颁行

宋朝立国之初，仍然沿用唐末的律、令、格、式及五代时期的法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命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主持制定《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并下诏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封建法典。

《宋刑统》作为宋朝的基本大法，其内容源于《唐律疏议》，体例源于唐宣宗时首创的《大中刑律统类》，并在后周《显德刑统》的基础上参酌详定而成。《宋刑统》共12篇，30卷，213门，502条。虽然其篇目、条数与唐律完全相同，内容的差异也极为有限，但仍然有其自身的变化和特点。

第一，改称“刑统”之名。宋朝以前的重要法典，基本称为“律”。《宋刑统》则继承唐末五代的法典编撰形式，将法典改称为“刑统”，使中国古代的法典名称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分门类编内容。《宋刑统》将各篇予以分类，在每篇之下，依据条文顺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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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将律文分为若干门，门下再分条，确立了分门别类编排律文的形式。

第三，刑律统类体例。《宋刑统》将唐朝开元二年（714年）至宋初建隆三年近250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审定选取177条，经皇帝批准后，每条前均冠有“准”字，附于相关律文之后，确立了刑律统类的新体例。

第四，增设“起请条”。所谓“起请条”，是窦仪等人修订《宋刑统》时，根据社会变化及专制统治的需要，对原有律文和敕、令、格、式等予以审订，就一些具体内容提出调整变动建议，奏请太祖批准后，收入《宋刑统》的新增条款。起请条共32条，每条前均冠以“臣等参详”字样。

第五，总汇类推条文。唐律有“余条准此”内容44条，分别列在各有关律文之后，属法律类推性质。《宋刑统》将其总汇为一门，冠以“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之名，集中列在《名例律》中，便于使用。

第六，删去篇首疏议。《唐律疏议》每篇篇首都有疏议，内容包含篇名的渊源、变化、地位等，虽然具有一定意义，但对律文规范的实施并无实质影响，不存在任何法律效力问题。《宋刑统》删去了每篇篇首的疏议。

《宋刑统》颁行后，曾进行过几次修改，但改动内容不大，它始终是两宋时期广泛沿用的一代大法。

2、编敕与条法事类 （1）编敕

《宋刑统》制定颁行于北宋初年，有些内容很难适应后来的社会变化。因此，两宋政权不断通过编敕弥补刑统之不足，编敕也就成为宋朝经常性的立法活动。正如《宋史·刑法志》所载：“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

敕是皇帝发布诏令的一种形式，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可以随时补充、修改、甚至废弃律，可以对特定案件作出与律规定不同的裁决。但敕一般是在特定时间、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发布的，往往不具有普遍性与稳定性。编敕就是对单行散敕进行整理汇编，将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

宋朝编敕活动极为频繁，敕条越编越多，不但新帝即位或改元要重新编敕，而且朝廷、地方都在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如太祖时《建隆编敕》有4卷106条，太宗时《太平兴国编敕》有15卷之多，真宗时《咸平编敕》竟多达12卷18 555条。宋朝的编敕，北宋多于南宋。尤其神宗即位以后，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编敕，进一步提高了敕的地位，明确规定：“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 以致最后出现了以敕代律的现象，充分体现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立法目的。

（2）条法事类

由于编敕是以时间先后为序，将散敕综合统编，往往同一内容散见于不同篇目中，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到南宋时期，又将相关的敕、令、格、式等依事项分门别类综合编纂，创制了“条法事类”的新形式。这种立法既加强了敕令格式的内部协调，又便于司法官吏检索适用。如宁宗时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就是至今保留下来的有关行政、财税、经济以及刑狱等方面的综合法规。它原有八十卷，现残存四十八卷，是研究宋朝法律制度的极有价值的史料。

3、编例与特别法规 （1）编例

神宗以后，法律形式变化较大，不仅编敕地位提高，而且出现了编例，成为宋朝重要的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例分为条例和断例两类。条例是皇帝或中央机关下达的指示命令，亦称指挥；断例是判案成例。编例就是由专门机构将条例和断例加以整理统编，使其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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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例始于北宋中期，盛行于南宋。如仁宗时有《庆历断例》，神宗时有《熙宁法寺断例》、《元丰断例》，哲宗时有《元符刑名断例》，高宗时有《绍兴刑名疑难断例》，宁宗时有《开禧刑名断例》等等。宋朝规定，例的适用是有限制的，只有常法无正条规定时，才可引例判案定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官吏却常常依例断案，甚至“引例破法”，造成了司法状况的混乱。编例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也影响了后世的立法活动。

（2）特别法规

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宋朝制定了一系列特别刑事法规，作为普通法的重要补充。其中尤以惩治盗贼的特别刑事法规为突出代表。如仁宗时有《窝藏重法》，英宗时有《重法地法》，神宗时有《盗贼重法》，哲宗时有《妻孥编管法》等。统治者试图通过这些特别刑事法规，加强对民众反抗的镇压。

二、宋朝法律内容及其特点

（一）刑事法律内容 1、刑罚制度的变化 （1）创立折杖之法

宋朝的刑罚制度，基本沿用隋唐以来的五刑制度。但鉴于唐末五代刑罚过于苛重，不利于新政权的稳定，建隆四年（963年），吏部尚书张昭等奉诏创立了一种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列入《宋刑统》中。

折杖法作为一种代用刑，是将五刑中的笞、杖、徒、流四种刑罚折成相应的臀杖或脊杖，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规定了折杖法的具体内容，其中加役流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至二千里，分别决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均配役一年；徒三年至一年，分别决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杖后释放；杖一百至六十，分别决臀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笞五十决臀杖十，笞四十与笞三十决臀杖八，笞二十与笞十决臀杖七。

折杖法是一种“折减”性质的新刑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具有一定作用。但其适用范围有限，死刑及反逆、强盗等重罪不适用此法。因此，折杖法的创立并未改变宋朝刑罚不断加重的趋势。

（2）滥用野蛮酷刑 北宋初年，为宽贷死罪，开始使用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创立的刺配刑，对某些重犯实行“决杖，黥面，配役” 的惩罚。这名义上是宽贷死罪的轻刑措施，实质是古代肉刑的复活，而且将杖背、刺面、配役三刑施于一人之身。刺配在宋初并不是法定常用刑种，《宋刑统》也没有此项规定，而是以皇帝诏敕形式，对某些人临时发布施用。起初是对死罪的宽贷，但后来却逐渐突破其限制，被广泛使用起来。太祖时就有黥面、流配的诏敕，太宗时刺配刑已滥加施用；仁宗以后，有关刺配的诏敕逐渐增多，并被列入编敕，上升为正式制度。至南宋时，刺配人犯已多达十余万人之众。

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因荆湖（今湖北江陵）地区杀人祭鬼，开始沿用五代时期的凌迟酷刑。凌迟亦称陵迟，俗称千刀万剐，是以利刃零割碎剐肌肤肢体，使受刑者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一种刑罚。神宗以后，凌迟的使用逐渐增多，主要用于镇压危害特别严重的犯罪。至南宋孝宗时，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将凌迟列为法定死刑之一。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定死刑均有凌迟。

《宋刑统》在绞、斩两种法定死刑之外，又以附敕形式准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以来施行的“决重杖一顿处死”的酷刑，对一些罪行严重的死刑犯施用重杖活活打死。该刑适用于十恶重罪中的不道、大不恭、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六种应处绞、斩刑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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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宋朝还施用许多法外酷刑，如腰斩、枭首、肢解、磔刑、夷族等等，以镇压民众的反抗。

2、重典惩治盗贼

北宋建立之初，为缓和社会矛盾，改变唐末五代以来刑罚苛酷的状态，曾对一般刑事犯罪减轻处罚，但对盗贼犯罪则仍旧重法严惩。《宋史·刑法志》即指出：“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这是由于宋朝阶级矛盾与社会问题始终异常尖锐和严峻，农民起义对宋朝统治构成极大威胁。为了镇压广大民众的反抗，宋朝推行重典惩治盗贼的刑事政策。

首先，《宋刑统》作为普通常法，对盗贼犯罪的量刑比唐律明显加重。如强盗罪，唐律根据是否持杖、得赃多少分别处罚：强盗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一尺徒三年，每二匹加一等，满十匹或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五匹绞，伤人者斩。《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则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再如窃盗罪，唐律规定：窃盗不得财笞五十，得财一尺杖六十，至五十匹罪止加役流。《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却规定：“捉获窃盗，赃满三匹以上者，并集众决杀。”又如制造妖书妖言或传播惑众罪，唐律规定：影响三人以上者绞，不满三人者流三千里，为害不大仅杖一百。《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则规定：“有此色之人，便仰收捉勘寻，据关连徒党，并决重杖处死。”

其次，宋朝专门制颁了一系列重典惩治盗贼的特别刑事法规，如《窝藏重法》、《重法》、《盗贼重法》、《妻孥编管法》等，进一步加重惩处盗贼犯罪。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将该地区划为重法地；凡在重法地犯盗贼罪或包庇窝藏盗贼者，一律按重法严惩。嘉祐七年，正式颁布《窝藏重法》，又将重法地扩大到开封府相邻四州。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再度重申《重法》，凡在重法地捉获的强劫盗贼，不论是否当地居民，即使犯在立法以前，也一律适用重法；本人应处死刑者，妻子骨肉送千里外州军编管，家产全部赏给告发人；本人应处徒流刑者，刺配远恶州军牢城，妻子骨肉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家产一半赏给告发人；即使遇有赦令，编管者也不得返回原籍。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又颁行《盗贼重法》，在继承前代《重法》的同时，扩大了《重法》的适用范围，将重法地由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神宗元丰年间，全国共有二十四路，其中十路皆为重法地。当时还进一步规定：“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于州县之内，劫掠于江海船筏之中，虽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论”。各地官员如捉捕盗贼不利，也将受到严厉制裁。此后，哲宗、徽宗统治时期，均沿袭《盗贼重法》，严惩盗贼犯罪。

3、严惩“贪墨之罪”

贪墨即指官吏贪赃枉法行为。北宋建立之初，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吸取五代吏治腐败和贪墨之风盛行的教训，实行从严治贪的方针。太祖、太宗时期，常将贪赃枉法的官吏处以弃市或杖毙于朝。如建隆二年（961年），大名府永济主薄郭顗坐赃弃市，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太宗天平兴国三年（978年），侍御史赵承嗣隐官钱弃市。宋初还规定，对贪赃枉法之官，不得适用请、减、赎、官当等特权之法；职官以赃论罪，遇赦不得叙用，永为定制。但自真宗以后，贪赃或监守自盗，虽“罪至极法”，却多被宽贷，统治者对官吏逐渐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南宋时期，又曾下诏继续严惩贪官污吏。

（二）民事法律内容

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宋朝民事法律关系异常活跃，交易活动普遍契约化，民事法律内容不断成熟完善，这成为宋朝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

1、租佃契约

宋朝以前，租佃关系建立在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佃农与地主之间并不是契约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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