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求解”本是浙江省面对环保资金短缺的“利剑”。2003年开始,浙江确定建设生态省的目标,新华社报道称,此后浙江省的各级行政主管部门逐渐向民间资本开放了环保这个原先一直由政府垄断的公用事业。
但在开放的同时,地方环保部门仍手握环保专项资金的生杀大权,双重身份的扮演,使“权力寻租”有了一定程度的操作空间。
而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在过去几年中,随着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环保局这个曾经的“冷衙门”开始变得炙手可热,尤其是“环保一票否决”和“环评准入”等制度成为显性条件后,环保系统的“关卡”效应开始显现出来。
但这个系统至今仍然没有实现垂直管理,地方环保局的人事权和财政权仍然归地方政府管理,这就使得地方环保“一把手”变成地方政经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一方面,他们沿袭着国家政策对环保领域的倾斜力度,而且还享受着本土一些“土政策”带来的权力空间——当地纪检和检察部门一直对此空间持有高度警惕,并在制度设计上有多种机制防止腐败,但一旦官员自身出现“寻租”欲望,机制上的反应往往只能体现在事后追究上。
国家环保部的一位官员说,这就是所谓的“钥匙效应”——国家和地方资源统一在一个出口上,“一把手”掌握着市场和政策对接的钥匙,正则合力为环保,负则成为权力变现的通道。
很明显,张琰发现了这把“钥匙”的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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