歉并打造犹太人纪念碑时,一些日本人却在试图抹除南京大屠杀的血迹和记忆。东亚民族的深层自卑和怯懦,在此类事件上已经暴露无遗。
无独有偶,当柏杨在台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后,同样遭遇了来自台湾民众的狂热攻击。
这是远东文化共同体的“镜像综合症”,它的感染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所有东亚国家。它的共同症状,就是恐惧自己在批判性照镜中的形象,并且竭力指责镜子的低劣,进而打碎镜子,消灭所有那些真切的文化影像。这是19世纪以来后发国家的集体性精神病症,它要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的名义,终结一切自我治疗的程序。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种广泛流行的职业,叫做造镜师,那些铜匠不仅技艺高超,而且被认为拥有某种巫术力量,因为他们所制造的神秘器具,能够奇妙地映射出人的美丽或丑陋,在上古和中古时代,这种魔法是不可思议的,它超越了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奇怪的是,尽管它可能引发强烈的不快反应,但人还是接纳了这个来自神的礼物。照镜,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系这种照镜事务,另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行业盛行起来,那就是磨镜匠,他们专门负责打磨镜子,以维护镜子的基本反射功能。
就更宏观的社会实体而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它们的自我完善,同样依赖于“人文镜子”的打造和修磨,籍此展开对缺陷性基因的认知和改 造。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像高桥敷和柏杨那样,无畏于盲眼民众的攻击,承负起民族国家自我批判的艰难使命,把这种造镜-磨镜-照镜的事业,推向精密完美的状态。
是的,民族国家的自我反思,仅仅用“丑陋”来定义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语词过于情感化,还只是一种浅表的借喻。它可以成为通俗读物,却不能成为支撑文化人类 学的内在核心。民族性解剖需要更深的切入,从肌肤、肌肉、骨骼直逼内脏,不仅如此,它还应当注入更多的分析理性和学术智慧。但超越“丑陋”的唯一道路,绝不是打碎镜子以逃避镜像里的自我,而是要在反省和批判中获取自我完善的能力。
毫无疑问,无论高桥敷、柏杨还是W莱德勒和E伯迪克,那些建立在“丑陋性”上的反思,只是一种粗陋的开端。他们所启动的镜像工程,需要大批优秀接棒人 的加入,由此提升造镜和磨镜工艺的水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向这些先驱者致敬,因为正是他们发明的民族国家镜子,第一次向我们说出了简单、残酷而有益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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