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第30卷第4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30No.42010年7月　　　　　　JournalofSouth-Central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Jul.2010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王铭铭,杨清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摘　要: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写作有着广深的学术背景,《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中国文化比“乡土社会”要复杂的多,并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对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关键词:费孝通;《乡土中国》;写作背景;乡土伦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0)04-0001-06

一

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著述丰厚,《乡土中国》不过是他厚重的积累中的一小叠字纸,但是,这本小册子却具有深远的影响。费孝通祖籍江苏吴江(旧属苏州府),1910出生,2005年去世,其人生,跨越了两个世纪、三个“朝代”,临近人生的终点,内心却仍旧保留“绅士”的认同[1]。

作为清王朝终结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费孝通幼年既受西式教育[2],又浸染于乡土志家学传统中[3]28-30。青年时期,因学潮波及,他中断东吴大学医学预科的学习,北上燕京大学,投入中国社会学先锋吴文藻先生门下。本科毕业后,由吴文藻力荐,费孝通进入清华,师从俄国流亡来华的人类学家史禄国,在他指导下学习体质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两年后,费孝通远赴英伦,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1938年,已获博士学位的费孝通归心似箭,为避开战火,他从西贡辗转至云南,进入当时吴文藻执掌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负责由云大和燕大共同合建的社会学工作站。不久,在日军的炮火催逼下,工作站被迫迁往呈贡魁星阁。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及夫人费慰梅女士曾前来参观,工作站同仁艰苦的工作精

　　收稿日期:2010-05-10

神、明确的工作目标及费孝通天才般的创造性,都给费正清夫妇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诚然,费正清所奠定的美国汉学研究,局限于汉人的社会和历史,而对于费孝通而言,“中国”一词所涵盖的文化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汉学家的想象。费孝通认为,中国能否在战争中坚持下去,不仅要鼓舞民族团结之精神,还应顺应剧变,完成其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这项工作应先从汉人农村展开,接着在把经验传递到民族地区[4]。

从1938年到1949年,将届“不惑”的费孝通迎来了其学术生命的高峰,《乡土中国》便是这一高峰阶段的成果之一

[5]87

。关于《乡土中国》,费孝通说:

《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这种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Type这个名词来指称。IdealType的适当翻译可以说是观念中的类型,属于理性知

　　作者简介:王铭铭(1962-),男,福建省泉州市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人类学。

根据阿古什的叙述,费正清曾报道过魁阁的工作,赞扬费孝通是魁阁工作站的“头儿和灵魂”;他似乎没有亲至魁阁,其报道很可能是根据费慰梅所见。参见阿古什:《费孝通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77页。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识的范畴。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5]4。

费孝通自己把《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视为不同学术探索阶段的产物。从1924年夏天大瑶山初次田野调查开始至1933年是第一阶段,他的主要工作是实地研究;在1933年访英归国以后开始第二阶段,主要进行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5]88。费孝通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梳理是为了说明在不同时期自己的研究重心有不同侧重,实际这两方面的研究在内在思路上并非前后相继,而是一体两面。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这本质上是一个韦伯式的现代化命题。《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

在方法论上,《乡土中国》主张,社会学作为综合科学,应从制度的相互关系着眼,看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5]91-92。费孝通用“格式”来形容结构形式,认为pattern、configuration、integration都是为结构研究所用的概念。在他看来,其另一部著作《生育制度》“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乡土中国》则“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

[5]94围”。

[6]

[8]299

会的基本组织组织基础之间的关系”。又说,“这

里所建议的方法,乃就社会生活一切不同的方面,与整个社会机构的关系而加以研究……这里所提议的方法的主要性质,就在进行任何特殊题目的研究时,必须把整个社会生活放在心里。因此,我们不应该研究一个乡村的经济生活或宗教生活,而应该研究乡村生活的经济方面或宗教方面才对。”也就是说,他不赞成从社会事实中抽取出若干价值观念的比较,而应对这些礼仪习俗在整体社会中的意义给予解释,在此基础上才可比较。以安达曼岛人的研究为例,他的研究进路是“对于每一种习俗,本章都是通过展示该习俗与安达曼人其他习俗之间的关系,以及该习俗与安达曼人的整个思想和情感体系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解释的……真正的比较法,不是将一个社会的某个孤立的习俗与另一个社会的类似习俗进行比较,而是将一个社会的整个制度、习俗和信仰体系与另一个社会的整个制度、习俗和信仰体系进行比较。总之,我们需要比较的不是制度,而是社会的

[8]173-174体系或社会的类型。”他考察安达曼人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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