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乡土中国》(3)

版,第111页)

兴许与此有关,吴文藻在1936年引介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理论之时,化解了这种强整体性(参见吴文藻:“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见其《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159-189页)。吴文藻恰是以韦伯和曼海姆来批评涂尔干的,认为韦伯从宗教道德的变迁来看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不同于涂尔干等人的因果关系论,而是以宗教道德为变数,以经济组织为函数,说明二者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曼海姆继其之后,进一步讨论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吴文藻对曼海姆所提出的,知识分子个人能够努力超脱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不为本国家本阶级的环境所囿,则亦可以排除了定命论的束缚而求得思想上的解放,这一点似乎尤其赞赏(吴文藻:“论文化表格”,见其《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212页)。吴文藻在1930年代初花了好几年时间钻研德国社会学,并且将其作为理解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的基础,而这也影响到费孝通——他1937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阅读曼海姆的著作并写过书评文章(费孝通:“书评一、读曼海姆思想社会学”,见其《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526-531页,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由此,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底子可以说实际上更接近德国式的文化理论。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二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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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这里他谈到礼和人情。如前所述,他在本书中呼应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讨论;韦伯所说的基督教伦理实际是一种绝对的“法”,关系着出于神意的审判,而费孝通将礼与人情合在一起讲,相形之下使得这种社会形态具有更多的弹性。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费孝通讨论文字下乡的问题,论及绅士阶层与底层的乡土社会在知识和历史传统上的区别。

文字是庙堂性的,它与知识的权威联系在一起,乡土社会的知识则是一种来自生活经验的习惯,不需要思考。“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常实现,但是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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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甚至经验也无需积累,只需重复,也就

了九族,不然没有婚姻的可能。近的如邻里,远的如不同民族,其中的关系要比这复杂得多。

费孝通说:“我的假设是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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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也就是说,差序格局对社会横向关系的包含也覆盖了最基本的两性关系。不过,夫妻关系毕竟特殊,其亲密程度外人比不得,那么在家庭之外是否也如此?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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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这在空间上就有了要求,必须是共同生活在一方小天地里,这小天地多少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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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如家”感。

由此,“礼治秩序”和“无讼”两篇,讨论乡村社会中人们如何基于这种宗法制家庭的感情进行道德判断和约束;之后的“无为政治”和“长老政治”两篇讲的,则是乡土社会存在抵制皇权的可能。一方面是“天高皇帝远”,皇权为了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5]62;另一方面是地方上的“长老统治”,“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儒家很有意思想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以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这里已经可见“双轨政治”的雏形。费孝通的意思是,乡土社会既有民治自治的人心基础,在历史上也有过地方自治的制度空间,“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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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了这一工的其实就是四民之首的士,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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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历史变迁。

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三篇文章讲的是

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他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这就是“差序格局”。无论是民间还是绅士,这条伦理道德秩序都是共通的。费孝通所说的这个格局并非出自乡土民间的经验,而是与丧服制度有关,其根本是以封建宗法制为轴,在本宗九族之内的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

“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下之达道。”而且重要的是,“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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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他强调:“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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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这意味着在他看来,这个“差序格局”中“家、国、天下”的层次差等在当代社会仍旧需要延续下来,不过相对应的转变是“国”从皇帝之家转为“民族”之家。对于这个转变费孝通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延伸,不过,单纯从血缘的角度并不足以解释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就是任何社会的人群居处,总是得与“别人”交往,简单说就是得有联姻的基础;若只有“差序格局”,那么除非出[5]30

的读书人。说到此,若回头去看前面所谈的“文字下

乡”问题,便明白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巴在土地上过活的庄稼户,他们不仅在社会阶层上下游动,也在不同的乡土社会间游动——这里的乡土社会并非仅指乡村而言,也是指中国人无论漂泊在哪里都聚居而生的意象。到这个层面,它包含着更多地方性的含义。

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的社会流动不构成这个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仍旧是血缘大于地缘:“血缘

第30卷　　　　　　　　　　　　　　　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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