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发展与WTO多哈回合谈判的现状与前景 (2)

门协定的成员方、方式、时间、过渡期

和最终税率

?对部分发展中成员的“优惠侵蚀”问题

服务贸易 ?同意在出价－要价模式基础上继续谈判 步服务贸易自由化（部门和方式）

?同意采用复边方式加快谈判的进程 案

?分别于2006年2月28日和7月31日前提 定服务贸易的具体规则（如紧急保

交第一轮和第二轮出价－要价单，最终承诺将 政府采购、补贴等）

于10月31日前达成 业国内管制的具体纪律

?确认各成员方对服务部门的国内管制主权 展中成员有重要影响的方式4（自

?允诺LDCs不必做出自由化承诺，并提供能 的自由化

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贸易便利化 ?认可各成员方所提交的议案，包括澄清 的多边协议

（新加坡议题之一） GATF第5、8、10款的议案和加强海关与其他 机构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合作的建议 ?承诺给予LDCs差别和优惠待遇以及资金和

的减让草障措施、?制定服务然人流动）?确定进一 ?进一步制 ?考虑对发?达成最终 技术援助

知识产权 ?将最不发达国家适用TRIPs协定的过渡期 ?建立葡萄酒和烈性酒的地理标识的通知和

延长至2013年 注册的多边体制的具体方法

?根据《多哈宣言》中关于“TRIPs与公共健 康”的规定修改TRIPs协定

资料来源：根据WTO(2005b)整理。

二、谈判为何如此艰难？

多哈回合谈判从一开始就几经曲折，举步维艰，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首先，世界宏观经济形势中的诸多问题困扰着多边贸易谈判的进展。例如，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逆差自2000年以来大约以每年100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2004年高达6681亿美元，占当年GDP的5.7%。欧盟2004年的失业率高达8.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德国、法国、西班牙等欧盟主要国家的失业率均在9%以上。日本经济虽然在总体上有所复苏，但2004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仅为2.4%，大大低于工业国5.1%的平均水平(IMF,2005)。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宏观经济上被各自的多年症结所困扰，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它们在多哈回合中做出大胆的贸易自由化出价。相反，贸易保护主义却极易在这样不景气的背景下成为拯救宏观经济失衡的“有效”途径。此外，这些国家还认为贸易逆差、高失业、低增长等宏观问题均与目前货币之间的汇率失调存在紧密的关系，特别要求对美元、

欧元高估而人民币、日元、卢比低估的现状做出必要的调整。Bergsten(2005)指出从历史经验看，多边贸易谈判的顺利进行总是以纠正货币汇率失调为前提条件的，例如乌拉圭回合之前的1985年“广场协定”（日元升值）和东京回合之前的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贬值）。因此，国际宏观经济形势和汇率调整成为决定多哈回合进程的重要外部变数，系统性地缓解宏观结构失衡能够为谈判的结束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WTO谈判本身的性质、特点和机制的变化造成多哈回合进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单边自由主义并不是WTO的哲学信条，相反“重商主义”性质的“互惠主义”倒恰恰是谈判的基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多哈回合必须以平衡的议程为开始，并以平衡的协定为结束。追求公平的“对价”是贸易政治家们的惟一目标。而经过乌拉圭回合之后，多哈回合在平衡这些对价上更深刻地触及到贸易体制的“内核”——那些在以往谈判中遗留的难题（如农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既定议程”）、与国内政策有关的“边界内措施”（如“新加坡议题”）和各成员中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与政策传统理念（如美国的移民法和贸易救济法、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等）。这些都是难中之难的高敏感议题，因此谈判的脆弱性也就不难想像。多哈回合的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发展中成员的崛起并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占WTO成员的比重从1947年的48%增加到目前的76%，WTO内的“南北关系”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进一步加大了平衡对价的难度。乌拉圭回合以前的多边贸易体系具有“二元”特征，即发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核心，广大的发展中成员处在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及“非互惠”市场准入的“免费搭车”的地位。但是这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被要求承担更多和更高的统一的义务。发展中成员在期望继续尽可能多地保留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同时，也对发达成员提出了强有力的要价（如增加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准入、削减补贴和国内支

持、修改反倾销规则、实现以自然人流动为提供方式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等）。此外，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利益要求，研究表明虽然发展中成员在总体上将从多哈回合中受益，但在粮食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在原先享受与没有享受特惠制的成员之间②、在财政上依赖与不依赖关税收入的成员之间会造成显著的收入分配差异(US GAO,2005)。总之，让差别迥异的148个成员去接受一个包括不断“深化”难题的平衡协定将是多么的艰难。

再次，各成员方的政府以及国内的利益集团对多哈回合谈判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从而增强了进程中的不确定性。美国和欧盟作为重要的两个谈判方仍然顽固地为自己的贸易政策和贸易争端辩护，如美国的农业法（包括出口信贷、棉花补贴和反周期支付等）、反倾销法、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与香蕉进口体制、美欧飞机补贴竞争等。发展中成员则通过广泛的政治同盟保卫自己弱小的农村经济和幼稚的新兴制造业。最不发达国家在努力捍卫自己不被“边缘化”和通过贸易消除贫困的利益要求。由于贸易和资本流动会造成短期失业和利润损失、增加就业风险和加大工资差异，农民和工会组织抗议WTO削减贸易壁垒。环境保护主义者出于对“自由贸易损害环境”的认识偏执也加入到自西雅图会议以来的反全球化浪潮中。因此，在香港会议期间成千上万的巴基斯坦渔民、韩国农民、阿根廷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示威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也有坚强的维护者，那就是出口利益集团，例如工业和商业组织、知识产权联盟等。它们与进口竞争集团的较量决定着多边谈判的速度和覆盖面，但由于WTO协定是政治平衡产物的特征，其结果是在推进消除贸易扭曲的同时留下许多漏洞——例外、保障和免除条款。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是非常耗时、烦琐和缓慢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传统意义上维持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的国内利益平衡结构在近年来有所削弱，其主要原因是单边主义（如“301条款”）的滥用、区域主义的流行和出口退税政策减轻了跨国公司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关注与支持。

最后，WTO内部的决策体制和谈判的策略在技术细节上决定着多哈回合的命运。许多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弱小经济体在此次谈判中多次报怨它们的利益遭到轻视和抹杀，大国操纵的“绿屋制度”令这些成员十分反感。因此草案制定的透明度和内容的包容性必须得到充分体现，否则这些弱势成员表达其声音的惟一方式就是拒绝达成协议，这是WTO遭受几次挫折的一个重要教训。谈判的策略和方式选择也很重要。目前建立在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协商一致方式注定多边谈判费时费力。此外，谈判应本着先予后要、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而坎昆会议的失败正是没有遵循这样的原则。在那次会议上，东道主墨西哥的执行主席在谈判的组织上先从最难的“新加坡议题”开始，而这正是广大发展中成员认为最无收益、代价极高因而最为反对的议题，在该问题形成僵局后该主席突然宣布终止谈判，导致谈判最终流产。香港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则显然吸取了这个教训。此外，与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兼顾部门内部平衡（如发达国家消除纺织品配额以换取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市场）与部门间平衡（如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以换取发展中国家承诺对服务贸易和TRIPs的规则）的模式不同，多哈回合谈判主要基于部门间平衡，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过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来换取对发展中国家非农产品和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这就决定了WTO一揽子协定要以“最后解决”的方式来完成。也就是说，谈判是在多层面、多议题上分别展开的，最终通过议题挂钩的方式达成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协议。在谈判的过程中，每一项议题的进展都取决于其他议题的进展情况，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协议也达不成（盛斌，2001）。因此需要对谈判在总体和局部进行精心而巧妙的控制，避免出现僵局和威胁点而不幸崩盘。

三 谈判中的利益集团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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