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法律语言研究综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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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虽然说这些策略并非为强奸案所特有,但在强奸案审判这个特定环境里,它们具有在其他环境里所没有的对人的伤害性:一个讲述被一个男人在身体上受支配情况的女子在法庭上被另一个男人用语言支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子的再次受害是真正的、真实的,实施“再强暴”的机制是语言的。

2.3.1.2离婚案调解的研究

当今,“调解”在法律活动中由于操作容易,省力省钱而越来越受到欢迎,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那么调解是否也受到政治的操纵呢?Conley和OπBarr(1998)把他们对强奸案审判的研究扩大到离婚案的调解上。他们对调解过程的微观语言细节的分析结果表明:(1)调解人的中立性往往是理想而不是现实;(2)调解人能够并且确实使用一系列语言技巧使被调解人之间的口头互动朝调解人倾向的结果发展;他们的语言技巧往往方便一方利益的陈述和讨论而尽量减少对方立场的考虑;(3)调解人的语言策略反映并同时加强了男人对女人的支配权;(4)由于女子在文化上比男子更适应、更喜欢协调语言,由于女子比男子更倾向于做使交际顺利进行的事,更倾向于配合地聆听,更倾向于积极地寻求达到一致,更倾向于为了达成协议而达成协议,因此,女子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比如说,离婚案往往涉及财务问题。女子的财务谈判能力与经验显然不及男子,因此,她们更需要律师的帮助,而在调解中是没有律师的,这显然对女子不利。如果通过律师上法庭的话,女子往往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2.3.2对种族、少数民族与权力的研究

　　种族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是与权力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虽然法律规定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不分种族,但是,不同种族的人是否在真正意义上获得平等的待遇呢?语言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关联呢?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Labov和Harris(1994)对美国一桩涉及黑人钢铁工人利益的案件作了详细的分析。他们发现,由于黑人英语和法律英语之间的方言差异,这些黑人钢铁工人误解了法律文件中的一些措辞,从而导致他们没能获得应该得到的因为受歧视而损失的收入补偿。黑人受教育少、社会地位低,这本来就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与主流社会不同的方言使他们雪上加霜。

　　Walsh(1994)和Eades(1994)等人对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土地权的诉讼和涉及土著人的犯罪的审判的话语分析表明,由于土著人的英语能力的缺陷和他们在英语用法上与主流英语的巨大差异,再加上文化的差异,土著人往往在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比如说,土著文化重委婉,因此,在口头互动中照顾对方的隐私;在提问时用陈述句(不是直接索问信息,而是提出命题供对方证实或改正);在索问实质性信息时(个人重要情况)时,则不用疑问句———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信息人自己就话题提供自己的了解,然后沉默不语;了解信息的人没有责任或义务提供信息;而且不能指望信息就一定能提供:很多信息都是受控制的,只提供给有权得到这些信息的人。土著人的这些文化和语言特征显然对他们在法庭上不利———在澳大利亚乃至整个西方,整个法律程序是以问答构成的。由于法庭程序的特征赋予律师以支配权,以至任何证人或被告都处于被动地位,但是土著人受害最严重:(1)他们对法庭对话陌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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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2)答话容易让人误解(例如:I donπt know和I donπt remember在标准英语里是表示说话人的知识和记忆状态,而在土著人那里则表示对方提出的问题不妥,我不能回答);(3)土著人重沉默,沉默意味着愿意思考,甚至是欣赏他人的存在。在法庭上,土著人的沉默往往被理解为“回避、无知、傲慢”或者“思想混乱”;(4)由于土著人语言中没有选择疑问句,所以在回答这种问句时,他们往往没有道理地选择后一项;(5)土著人在口头互动中避免眼光接触,视眼光接触为非礼或威胁。但在法庭上,这种行为被视为无理、躲避,或不诚实;(6)土著人会话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管对方问什么,都作出肯定的同意回答,哪怕人家问的是什么都没有听明白;(7)土著人一般不用具体数字表示量。例如,在回答“有多少人”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只说出人的名字,不说数量。

2.3.3对证人(被告)权力的研究

　　在西方,法庭手册的一个主题是:证人是案件的叙述人,询问律师的作用只是保证这个叙述的时间的顺序的正确性和连贯性,以便于理解。一般人也认为是这样的。从逻辑上讲,谁掌握证据,谁就掌握着权力;证人之所以叫证人是因为握有证据。因此,证人应该有权力。但许多研究结果恰恰相反。早期研究的结论是:证人在法庭上很少或几乎没有什么权力(Danet1980b;OπBarr1982;Lakoff1975)。研究者们由此推论:提供给陪审团的对犯罪事实的叙述很少让证人去作。

　　Luchjenbroers(1997)对澳大利亚墨尔本最高法院对一起谋杀案的6天审判的录音转写语料的分析表明:在法庭上,证人给陪审团提供的信息输入非常少。因此,证人对律师的思维的影响非常小。

　　20世纪70年代度杜克(Duke)大学承担的语言与法律项目曾广泛地研究了证人的语言,发现许多证人说话具有一种“无力量”的风格,表现为:(1)大量使用遁词和不确定的语言(I think;sort of等即是);(2)表犹豫之词(诸如uh,well);(3)疑问语调(回答问题时用升调,显示不肯定);(4)使用强化语(very,surely等)。研究表明,使用这种风格的人多为女性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则用“有力量”的方式讲话。

　　总而言之,在法庭上,证人的信息输出是有限的,对犯罪事实的叙述主要不是由证人完成的,证人是没有什么权力的,而证人的权力又是与语言密切相关的。

2.4语言证据在法律审判中的应用研究

　　法庭语言证据研究分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理解,一是语言生成。前者提供某个人或某团体是否能生成某话语的证据。法庭语言学最关心的是语言生成,尤其是语料异同的对比。对比的目的是确定作者或说话人,从而为陪审团裁决提供语言证据。对语言证据的研究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2.4.1语音证据的研究

语音专家把语言分析分为听觉分析(auditory analysis)和声学分析(acoustic analysis) (Nolan1994),听觉分析指对语音信号接受和加工处理的分析;声学分析指对语音符号本身作物理上的分析。在语音辨认上,前者叫随机辨认,后者叫技术辨认。语音可作为辨认说话人的依据,但是人的耳朵在辨认讲话人方面不是可靠的。在法庭语言学中,听觉分析要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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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声学上的机器分析。语音的辨认往往要通过语样对比确定,因此对照语样的获取及其可靠性至关重要。依据语样辨别讲话人是一个可能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肯定的问题,因为声音样品和指纹样品不一样,前者与产生它的器官没有直接关系。

一些学者强调个人特征(idiolect)对说话人辨认的作用。语音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人讲话带有一定的方音和口音,因此,我们可以据此对人口作地区和社会的划分。我们还知道,讲一种地区或社会方言的人可以模仿另一种地区或社会方言的人的讲话。此外,即使是在差异微乎其微的同一方言区里,人们对某些词都有自己喜欢的发音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个人特有的风格。另外,人说话有自己的音质和音高范围。如果把这两方面特征结合起来,作为参照点,再利用听觉和声学分析方法,就能确定某一语料是不是某人发出的。Jones(1994)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根据内容和形式两者来辨别声音的,由于加入了主观的人际因素,所以,时常会出现误认的情况。而专家则主要依靠信号、故事,因此不会出现由主观人际因素导致的错误。但是专家的问题在于怎么衡量他们观察结果的意义,怎样对这个意义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这个事实保持警觉。因为专家据以判断的个人特征、社会方言特征、口音、音高(频率)等等因素除了音高(频率)比较稳定,可以借助仪器测量外,其他因素都是可变的。个人特征有一个人口分布问题,社会方言和口音有真有假。因此,形式分析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2.4.2书面拼写、用词、语法形态以及句法结构的证据研究

这种研究叫做书面问题的法庭分析,即以对比的方式,从拼写、用词、语法形态和句法结构角度揭示两种文本的异同,从而判断某一文本是不是出自某人。

澳大利亚有一个男子被指控杀了妻子。这个男子向警方出示一封他声称是他妻子留下的遗书。由于找不到他妻子的尸体,因此判断这封遗书的真伪就成了定罪的关键。语言学家Eagleson(1994)设法收集到该男子和他妻子的书面文本,然后对照那封遗书,从拼写(错误率,名词大小写等),语法形态(动词现在时和过去时曲折变化的正误率等),句法(句子结构等)以及标点符号的使用特点等层面一一作详细剖析。结果证明该男子的书写文本的特征与那封遗书十分相似,而与其妻子的书面文字材料大相径庭。最终该男子不得不认罪。

2.4.3话语层面分析

这方面研究影响最大的学者当推乔治敦大学的Shuy(1987)。Shuy碰到这么一个案子:一位雇主被指控企图谋杀离异的妻子和判其离婚的法官。据说,雇主打算利用雇员为其作案,而雇员将此事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后者为了获得证据,就给雇员提供录音设备,让雇员设法谈论此事。结果,最终得到的录音对话确实含有雇主谈论其妻和法官的内容。因此,该录音被用作对雇主的不利的证据。Shuy在调查中发现,法庭往往用这种录音对话作为判案的重要依据。于是,他对此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这种录音对话不少是在有人诱导的情况下说出来的。当事人为了获取证据(或受律师的指使)诱使被告说出日后对自己不利的话。在上面这个案子中,当雇员提及雇主的妻子或法官时,雇主要么不与应对,要么转移话题。这说明雇主对雇员的话题不感兴趣。即使接话,也是敷衍对方,勉强为之。而且,在整个对话中,雇员提出的话题达26次之多,而雇主只有9次。显然,是雇员在操纵话题,而且雇员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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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次引向雇主的妻子和法官,这说明雇员一再试图录到自己想录的东西。Shuy将此一一剖析在陪审团面前。因此,陪审团很难根据这个录音判断雇主要雇员帮他杀人。

2.4.4语言心理和行为分析

对交际的大量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由讲真话到讲假话转变时,其语言行为会表现出能明显观察得到的变化。一个早为心理学接受的描述这种变化的方式是计算“语型-语例比”(Type-Token-Ratio,简称TTR),即用一个语言片断中的语符总数除该片段中语类(不同的语符)数。比如,林肯的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这个名言片段就是由10个语例,6个语型组成的,其TTR为0.60。对政治家的语言行为的研究表明, TTR低的人果断、积极、主动(如罗斯福,肯尼迪等)。研究还表明,人们在讲话时,若害怕或担心听话人有对他不利或者负面反应,则TTR高;反之,在没有感觉到威胁时,TTR则低。也就是说,自然、有效率的反应利用常用词语中高概率的词、习语和陈规语;谨慎、担忧时则利用增加的时间使用低概率的词。在法庭上,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对案情的了解使他明白哪些话会使他获罪,因此要谨慎地措辞。谨慎措辞时增加的时间(尽管短得让听话人察觉不出来)就使讲话人在表达他们担忧的事时比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更多不常用的词,从而在一个话语片段内增加了词的语型量。根据这一理论,语言专家先计算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平均TTR,然后再看哪些话语片段的TTR最高,以此判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是否撒谎。虽然TTR高不一定表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撒谎(因为谎言可以用比平均低的TTR表达,犯罪嫌疑人可以事先“排练”好要说的话),这种统计方法在法庭上证明是有效的。在法庭询问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TTR的显著变化给我们提供了观察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心理状态的线索。Carpenter(1990)认为,如果把这种方法与语体风格结合起来,则更加可靠。

　　比较集中地探讨语言证据的文献有Rieber和Stewart(1990)合编的《语言学家在法律机构做专家证人》。

2.5法庭翻译的研究

　　法庭翻译的研究涉及的问题主要是:翻译的作用,翻译的准确性及其对判决的影响,法庭翻译的特点,加入翻译这个变量之后对法律专业人员与证人和被告之间的互动有无影响等。在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是Berk2Seligson(1990)对美国法庭西班牙—英语翻译(据她的统计,西班牙语翻译的使用次数大大高于其他语种的翻译)的研究。她的研究表明:美国法律体系总是要翻译在法庭上尽可能做到“形不见,声不闻”。即是说,翻译最好不要作为独立的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他只能充当“传声筒”。而在审判参与者中也盛行这么一种观念:双语审判与单语审判根本没有区别。Berk2Seligson的研究表明:(1)翻译是法庭审判的一个突出的“楔子”,而不是一个“隐身人”;(2)法庭的注意力屡屡通过审判程序,通过其他参与者或者通过自己的行为转移到翻译身上,从而突出了或者使人意识到翻译的存在;(3)翻译的存在和“楔子”作用是通过下述方式实现的:a)澄清律师的问话和证人或被告的答话;b)解释证人或被告的辅助性的话语;c)控制证词的量;d)敦促证人或被告说话;e)不让证人或被告说话。作者最大的发现是:翻译影响询问律师对证人或被告的支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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