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幼童饿死事件后的社会工作现状反思(4)

行儿童虐待防治的公益机构，目前已免费救治遭受虐待与忽视的儿童近5000人次。现在的专职社工只剩五、六人，原来的深入社区的工作也有很多被迫停止。

“其中有两个人会深入到社区做宣传教育工作，前几年我们还有专门派驻到社区的社工，这两年因为资金和人力，也不能进行这样的工作了。”焦富勇说。

已经在儿童防虐和权益保护道路上走了十多年，今年62岁的焦富勇终于感到有些疲惫和孤单。

“虐待儿童分为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4种情况。大多数人对儿童的身体虐待认识比较清楚，其他的并不明晰。比如香港地区，不允许把孩子独留在家里，这是触犯法律的。父母是监护人，如果你不履行你的职责就是虐待。”焦富勇对《公益时报》记者强调，“忽视也是虐待。”

一组来自北师大儿童福利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根据数据推算，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总数为57万（不包括父母双重残儿童）或58万（含父母双重残的儿童）。这些儿童的主体，是农村中父亲去世、母亲离家改嫁、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占91％；其他类型占9％。根据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74.1%的儿童在成长期曾受到虐待。

从数量上看，不论是对无人照料的儿童走访、监管还是儿童虐待防治已经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社会工作。

“社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他能在社区了解情况，及时发现和沟通，应该提高社工在这方面的能力和人数，但是中国在社区专为儿童服务的社工不是很多。”焦富勇说。

原来救助中心专门还有几名社工走到社区和家庭中，了解儿童是否受到虐待、忽视等情况。“哪怕已经发生的问题社工也要去了解，看还有什么可以帮忙解决。比如我们遇到过一家父母因为虐待孩子被判刑入狱，但是就没有人给这个孩子做饭了，那么社工也要去协调解决，有很好的效果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另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焦富勇是希望能尽快给这样的孩子建立起合法的庇护所。“像这样的父母我们应该收回他的监护权，所以也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不论是居委会还是我们社工、社会组织都不可能有监护权，也没办法把孩子接走。”

出现了问题，孩子们何去何从，这是社工也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从土壤里生发出来

同样关注最近这一系列儿童受侵害事件的，还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今年2月，她刚刚去台湾考察，与内地社工发展步履艰辛不同，那里的社工和社会组织像毛细血管一样扎根于社区、服务于社区，她急于要传递回来她看到的经验。

令她惊讶的是，在台湾地区，能得到政府购买服务和基金会、企业资助青睐的社会组织大多没有很大的规模。“这些社会组织可以用微型来形容，有的只有一、两个人，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服务人员很大部分就是在当地社区生活的，或是附近院校的学生。”顾晓今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衡量这些组织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能有效地为社区服务，这也使得这些组织可以类似市场化竞争一样优胜劣汰。所以这样的人员构成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他们很了解那里的需求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样的服务对这里人是最有效的，即便是留守儿童问题，不同地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是一个扎根在这个地区的、不走的服务型社会组织。”

她发现，因为组织微小，所以一片社区内可以容纳多家不同类型的服务型社会组织，居民遇到问题都能找到与需求相对应的机构帮忙。“最大的好处，就是很多问题解决在最底层了，减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

她坦言，真正扎根于社区里面的社会组织应该是最需要的，而这恰恰是内地最欠缺的。“那是一个从土壤里生发出来的，而我们的公益组织，还都飘在上面、飘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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