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幼童饿死事件后的社会工作现状反思(7)

做这个事情是需要有政策和法律的依据的，那我们现在缺这个，就要把法律和政策补起来，把这一批人训练出来（儿童社会工作者）。

同时还要建立一系列的机制。因为儿童这个事情，在一个家庭里，家庭的情形是千变万化的，今天这个家庭是健全的，也许明天就不行了，所以需要有人对所有的儿童，有人来监测，随时进行评估，发现问题，针对他们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方式。是福利的方式还是保护的方式，是有困难补贴或现金转移就可以了，还是说必须要有监护权的转移，需要寄养收养还是其他方式。也就是说这些孩子的照顾，是应该由专门的人来负责的。这样，南京的惨剧才不可能出现。

目前，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在社区里还仅限于项目。儿童综合服务的机制，必须符合保护服务，但保护服务由于我们政策法规缺乏，把它做完整了很难。比如对吸毒服刑人员子女的保护一直在尝试，但谁来照顾他们，放福利院？还是放家庭？放在家庭后怎么规范？这些都是问题，都没有支持的政策出来，都在做探索，都没有成熟的经验。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综合的机制，有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来管儿童，把儿童所有的事情从能操作的角度进行。比如吸毒人员的子女，吸毒由公安部管，那孩子应该找谁？比如父母是残疾、是精神病的，谁管，该找谁？虽然落实是在社区落实，但落实以后知道这些孩子有困难我们要管，但能管的了吗？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协调，找不到人来支持这个工作，孩子怎么办？就算不设立单独的部门，就由民政部做，那所有相关政府机构都授权民政部来协调，那也可以。问题是现在没有这样。

律师申请信息公开政府相关部门是否失职？

记者王会贤

6月26日，来自北京、山东等地的5位关注妇女儿童权益领域的女律师，联合向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街道办、公安局、妇联等四部门分别邮寄了《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上述部门是否及时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向法院申请撤销女童母亲乐某的监护责任，并要求法院另行指定监护人。6月28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申请人之一，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宇，了解相关情况。

《公益时报》：对于这种父母是吸毒人员的情况，政府部门应该针对其子女采取怎样的措施？ 王宇：一般这种吸毒人员，政府部门已经了解过他们的情况，是登记在册的。可以通过居委会、通过邻居等途径对这个家庭做出评估，确定父母是否能够履行监护职责和义务，是否有损害被监护人的利益。如果有这方面状况，他们完全可以向法院申请变更孩子的监护人。包括孩子的外公外婆、奶奶等亲属，有意愿、有能力照顾孩子的，也都可以申请变更。

民政、街道办、派出所、妇联等部门了解情况后，都有义务来做这个工作，而且据报道来看，他们也做了相关工作，比如对这个家庭有一定的困难救助，派出所会定期去查看情况，他们了解情况，但是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公益时报》：就这个案例来说，可以向哪些人追究责任？

王宇：孩子的母亲肯定是有责任的，但她本身是一个吸毒人员，并且对此情况，政府已经进行了相关处罚。但政府机关既然已经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就应该在变更监护人之前，承担起对孩子的监护义务。

我们现在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想通过信息公开，了解在这个悲剧出现之前，政府部门是否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如果没有，我们可能会提起行政诉讼。这些部门应该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内容我们认为存在违法的情况，会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公益时报》：从国内儿童权益相关的法律来看，是不是需要一部专门的儿童权益相关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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