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化_晚唐_两宋词的发展趋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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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永叔得其深。”晏

,他们的词受南唐。对此,冯煦曾从地:“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

[9]西江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冯氏

此说颇有见地。南唐词风流布所及不仅包括南唐旧地江西,还远播吴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记载:

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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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之。

温、韦的意义不仅表现在自身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上,更体现在对后代的影响上。温、韦的革新意识以及所开创的词风、词的表现领域、词的审美取向被五代尤其是西蜀词人奉为圭臬,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地方色彩,使词在“南方化”道路上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花间词除了一如既往地描写美女外,尚爱写花。从题材与创作视点的角度看,西蜀词与“宫商发越”、“贵于清绮”的南朝宫体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与西蜀词并称的南唐词同样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南方化色彩,词中“水”、“桥”、“舟”的意象随处可见。词风也是以与小桥、流水、淡烟、画屏之类景物相匹配的清朗、淡雅为主。吴人向来多情善感,词以前的吴歌擅长于抒情。受风俗影响,南唐词的感情基调是明快中渗透着淡淡的伤感,爱恨缠绵,反复不已。这与敦煌曲子词中“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夜久更阑风渐紧,与奴吹散月边云”之类直奔主题、掷地有声的表达已经明显不同。可见,与早期词相比,五代词无论在题材还是风格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五代词人普遍善于描写女性、爱情、花卉、芳草;语言清丽,笔法细腻;在意境营造上追求阴柔气氛,同时,将早期民间词的多样化风格收拢为单一的婉娈近情。显然,在审美取向上,五代词已经舍弃了北方人“重”、“拙”、“大”的习惯,而趋近于南方人取细、取柔的心理。如果说早期民间词是一位质朴、爽朗、干练的燕赵佳人,则五代词已变成了一位灵秀、多情、含蓄的南国美女。

二

如上所述,在五代时期,词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性色彩,但作为南方文学的代表,其地位的真正确立是在宋代。一方面,宋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巅峰水平,《全宋词》收录的作品过万、词人过千,并形成了多种风格流派。另一方面,在宋代各类文学形式中,词显然处于不容忽

范仲淹知睦州大约在景佑元年,即公元1034年。这一记载再次证明:北宋中期,词在南方已经颇为成熟,而在北方

(范虽为南方人,但长于北方)还没有引起知识分子的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六年之后,范仲淹调职陕西,此间创作了著名的《渔家傲》,此词风格迥别于同时代词风,具有苍凉悲壮的特点。联系范仲淹的经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词在南方的流行和婉约词风的形成既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影响的结果,也与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有关。离开这个环境,词的面貌有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宋词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六期,除了北宋中期苏轼的部分词以及南宋中期的爱国词外,其余各期词的风貌基本是以婉约、柔媚、清丽为创作旨趣的,在审美风格上都属于秀美一类。苏轼为词学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但在整个北宋时期,他的清旷词风并未形成潮流,连他的学生陈师道也称其词“要非本色”,稍后的李清照更讥其“以诗为词”,而且这类词也仅占苏词总数的三成。“稼轩风”的形成也是政治影响的结果,并在南宋后期随着国势的日衰而式微。同时,辛词中也不乏辗转柔媚、婉如清扬的佳作,例如《青玉案 元夕》便是典型的婉约风格的佳作。关于宋代词风的取向,以下这则著名的“东坡问词”案颇能说明问题: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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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去”。公为之绝倒。

这则逸事里的三组意象很值得注意:一是铁板与红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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