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板。铁板质硬,敲打起来声音定然是铿锵洪亮,与音质清脆的红牙拍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是关西大汉与十七八歌女。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关西大汉代表的是秋风骏马式的豪情,十七八歌女演绎的则是杏花春雨样的温柔;三是“大江东去”与“杨柳岸,晓风残月”。联系当时的背景,这位善讴幕士、尊柳抑苏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宋词中婉约风格的作品占了绝对比例已是不争之实。
宋词的“南方化”主要表现为:(1)作者以南方人为主。笔者对存词50首以上的词人的籍贯分布、综合品评名次列前15位词人的籍贯以及知名度最高的36首词作者的籍贯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若以长江为界将当时的各省分为南、北两部分,前者包括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江苏、安徽、湖北三省大部、四川省,共74人,占总数的近80%;后者包括山西省、陕西省、山东省、河南省,共19人,仅占20%略多。在综合品评名次前15位的词人中,北方人只有三位,占总数的
20%,且辛弃疾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北方人,一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进而滋生出及时行乐的思想。同时,统治者对言情文学的热衷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柔媚倾向。为了适应娱乐的需要,五代词中更多地糅合了南方的美景佳人,从而创造出香软、娇媚的抒情氛围。
北宋虽然结束了混乱的政治局面,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北宋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统治阶级在选拔人才时,总是习惯性地把目光锁定在北方,南方士人始终被排斥在外围。这一点在宋代并没有根本改变,统治阶级在潜意识里依然不愿接纳南方人。长期被疏离的结果使得南方士人对政治的期待远不如北方人,他们受传统的制约程度也相对减弱,比较容易摆脱正统的道德观念对情感的束缚,在生活态度及文艺思想上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自由。在这方面,,二,但并不过于,可以不以为然地一走了之。而杜甫出身于儒学世家,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杜甫的影响不可小视,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就是这种影响的自然结果。李、杜二人在诗歌思想内容、体裁选择以及创作风格上的不同,固然与两人性格的差异有关,但根本的原因不能说与他们各自成长的政治环境无关。
弱化政治意识的结果是南方文人在文艺领域内的思想大解放,因此,两宋时期的词坛南方人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也是宋词南方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方文人不仅用以载道的诗写得好,用来娱情的词写得更见文采,既有清新可人的小令,也有艳丽精致的慢词。如果简单地以传统的儒家标准去衡量这些文人,很难对他们的文艺观作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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