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学研究 2001年第4期 外国行政法制
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宪法实施的监督
王宝明1,孙春柳2
(1.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北京,100089;
2.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9)
摘 要:在美国,政府是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构在内的概念,美国政府的三个部分均在通过自己权力的运用实现和其他两个部门分享着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通常通过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提出法律或宪法修正案的建议;行使否决权;公布行政条例等方式解释和影响宪法。宪法问题的决定往往是行政机关与其他两个机构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对话、妥协和斗争。美国宪法监督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法治尚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以启示。
关键词:美国;行政机关;宪法监督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5-0078(2001)04-072-05
在美国,政府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构在内的概念,事实上美国政府的三个部分均在通过自己权力的运用实现和其他两个部门分享着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
美国宪法监督并司法机关监督宪法实施最初是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确立的。
不是由司法机关独自享有,除法院外,国会、行政机关在监督宪法实施上均发挥着影响。美国的宪法学家普遍认为美国二百多年来政局稳定得益于美国制宪者的 天才 ,我们不能否认美国多年的政局稳定与美国宪法创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分权制衡 的政体密切相关。但是,美国宪法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好的实施,不仅仅是长期以来我们所认为的是由美国司法机关独享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还有美国行政机关在监督宪法实施上对美国宪法监督所发挥的影响。在监督宪法实施的领域里同样实现着美国分权制衡的宪法理念,也正是这种监督宪法实施领域里的分权制衡才使得美国每每遇到宪法危机时,总能 平滑 过渡,从而避免社会的激烈动荡,也因此表现出美国宪法以及宪法所创造出的宪政体系的优势。 MarburyV.Madison,5U.S.(ICranch)137,2L.Ed.60(1803)转引自DaanBraveman,WilliamC.Banks,RodneyA.Snolla,ConstitutionalLaw:StructureandRightsinOurFederalSystem,FourthEdition,LexisPub lishing2000P.23-31.
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宪法实施的监督
一、美国行政机关在宪法实施监督中的地位
人们常认为美国最高法院拥有独占的监督宪法、解释宪法的权力,这种观点其实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鼎足而立的三个组成部分 司法、行政、立法在宪法监督上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宪法问题的决定往往是司法机构与其他两个机构互
最高法院既不是唯一的,在某些情况下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对话、妥协和斗争。
甚至不是主导的宪法监督解释机构。总统和议员都有合法的权力和足够的能力监督解释宪法,而且他们的解释既可能发生在法院的决定之前,也可能发生在其后。宪法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更多地不是对特定法律条款的纯技术性的分析,而是需要在相互冲突的政治和社会价值之间作出选择。因此,司法机构客观上需要立法和行政机构必要的参与和支撑。历史地看,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机构也确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宪法的解释和重新解释。美国宪法价值的形成有赖于政府三大机构的共同作用。
行政机关与宪法实施的监督。由于人们总是将行政与专断独裁相联系,易为研究者忽视的是行政机关对宪法实施监督的作用。事实上,美国行政系统在宪法监督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通常通过以下方式解释和影响宪法:提名最高法院的
总统的否决大法官;提出法律或宪法修正案的建议;行使否决权;公布行政条例等等。
权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行政机关的权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制约议会通过总统认为违宪的法律。
美国联邦的法官都是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而产生的。大多数州的州法官也是州行政长官任命、州立法机构通过而产生的。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一经任命便终身任职。即使在大法官触犯刑法的情况下,也必须由国会经过与罢免总统同样繁琐的弹劾程序,才能罢免大法官。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政治独立性,不受总统或政党的控制,终身制是其原因之一。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对大法官采取非选任命而且终身制的理由,是为了使司法权,尤其是司法对宪法的解释权不但独立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之外,也独立于公众压力之外。因此,大法官从理论上说在做出判决时可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而是根据宪法、道德,以及个人良心来行事。当然,对于二百多年前制定的美国宪法的解释,总是有相当多的余地。因此每位大法官的个人道德观念与政治立场便会在法律解释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谈起大法官时,总要提到他是哪位总统任命的缘故。但是,大法官的任命需要参议院批准,其通过程序包括极其详尽的调查以及反复听证。在这个过程中,候选人的历史与人品受到层层推敲。因此,即使总统任人惟亲,在大法官人选上也不得不谨慎行事。况且,最高法院共有九位法官,他们由不同的总统任命,个人政治倾向也相应有很大差别。更何况大法官通常在位数十年,在这期间他们本人的观点也往往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而改变。这或许也是在尼克松时代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虽然其中有四名出自尼克松的任命,但 水门事件 的表决结果却是罕见的一边倒
LouisFlsher,ConstitutionDialogues:InterpretationasPoliticalProces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5U.S.C. 3331(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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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学研究 2001年第4期的原因。
美国宪法所规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或职责不得互相委托,这是分权原则的基本要求。但是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国会一直依靠 立法否决 来控制委托出去的立法权,保持对行政当局的监督。国会广泛授权行政当局立法,但同时规定国会要进行审查,并可否决(通过两院决议或一院决议甚至一个委员会的决议)按照此授权所采取的行政行动。诸如 战争权力决议 和1974年的 扣押控制法 都是利用这种 立法否决 的手段来控制行政行动的。但是,1983年在 移民和归化局诉契达案 中,联邦最高法院以7比2票裁定 立法否决 是违宪的。
契达是一名东印度人,他承认因学生签证过期应被遣送回国,移民和归化局签发了遣送令。1974年,契达按照 移民和国籍法 申请并成功获得了司法部长批准的中止遣送令。然而,该法同时授权参议院或众议院可以作出决议 立法否决 此项行政决定。1976年,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否决中止遣送的决议。面临被遣送的局面,契达向法院提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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