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婷：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摘要：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阿伦特揭示了一种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本文通过对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方案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现代科层制政治机器对于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的需要与塑造，以及与政治的工具化并行的公共领域的消亡这三个层面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平庸”与“罪恶”结合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平庸”之与“罪恶”的联系，虽然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和政治运行中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的推动，但这既不是要为“艾希曼”脱罪，更不是要将每个人入罪，而是要引起每个人作为公民在面临大屠杀这样的罪恶时对自己所应担当的责任的沉思。

关键词：恶的平庸性 造园姿态 无思 公共领域 罪与责

一、问题的由来

1960年，以色列政府决定在耶路撒冷审判第三帝国“最终解决”的主要执行人阿道夫·艾希曼。这场审判举世瞩目。阿道夫·艾希曼，纳粹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在第三帝国的嗜血群魔中，是一个地位虽不很显赫但却罪恶滔天的人。据目击者在纽伦堡纳粹审判法庭供称，经他手杀的犹太人就有五六百万。艾希曼无疑是个人人皆曰可杀的恶魔。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杰出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本着历史责任感和身为犹太人所独有的个人关切，出席了这次审判，她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艾希曼”。通过旁听艾希曼的审判并阅读审判前的访谈资料，阿伦特发现艾希曼这个人“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在接受预审的几个月里，他还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大倒苦水，反复强调“自己只升到中校军衔而没有能出人头地，并不是自己的原因”。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没有找到“任何残忍的、魔鬼般的品性”：艾希曼不具有“犯罪”动机，即他的种种动机不涉及纳粹体制下对“犯罪”的界定，而只是与一心想在该体制中如何获得升迁相关。他既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又不是在刻意为害；他只不过是顺从于主流规范和元首的意志，因而根本不能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所在。他不是恶魔，只是一个无思(thoughtless)的平庸之人。然而，也正是这个“无思平庸”之人将五六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酿成了世纪罪恶。阿伦特将其称之为“平庸的恶”或“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

在耶路撒冷采访之前，阿伦特对恶的理解基本上与康德有关恶的概念相一致。在先验的维度下，康德首先认为恶源自人采纳恶的准则的先天倾向，缠绕并植根于人性本身，人本性中的这种先天倾向构成了恶的原初根据；进而，作为道德领域中的意志自由论者，康德认为，

人在道德行为中具有对善恶准则进行思考和选择的能力，于是，在自由的维度下，康德认为恶必定是自由意志自觉选择的结果，必定来自邪恶的动机、作恶的意图，从而迥异于因无知或出于善意而造成的失误。康德认为，惟此种恶才真是恶，他称之为“根本恶”(radical evil)。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所采用的，也正是最早由康德提出的这一“根本恶”的概念。但是，在旁听了艾希曼的审制之后，阿伦特修正了她之前的看法，开始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还存在着一种“不可能在深层次或内在动机方面描述其行为的不容置疑的邪恶”。行为的邪恶是不容置疑的，但它的发生迥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它既与本性的恶毒无关，也不出自于自由意志对恶的主动选择，从而与邪恶的动机、作恶的意图无关。作恶者“并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念或特殊的罪恶动机”，只是丧失了对于现实的思考能力，而正是这种思考能力的丧失，促使他犯下了巨大的罪恶。所谓“恶的平庸性”，就是体现在这种恶之中的“无思性”(thoughtlessness)。阿伦特指出：这种对现实的脱离及其无思想性可以引发巨大的恶行，以至于毁灭整个世界，因为无思性会使这种恶像“覆盖在毒菇表面的霉菌那样繁衍。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阿伦特的这种所谓“恶的平庸性”的观点，同为犹太思想家的I.伯林(Isaiah Berlin)曾明确表示无法接受，他认为，阿伦特关于“恶的平庸性”的观点是不严肃的，甚至是荒谬的。I.伯林坚持认为，“纳粹并非庸常之人，艾希曼深信他一生中做过的

主要事情是对的”。但I.伯林的指责是有欠中肯的。事实上，阿伦特并不否认艾希曼相信自己所为的正确性。只不过，在阿伦特看来，这恰恰表现了他的平庸性，即彻底丧失了从伦理上对出自所谓主流规范和元首意志的行动作出独立思考、判断和选择的能力。正是这种无思的平庸促成了艾希曼巨大的恶行，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这种无思的平庸，与巨大的罪恶之间形成了一种选择性亲和的联系。因而，对于阿伦特而言，需要厘清的问题之关键在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平庸是如何与罪恶联系到一起的?

二、现代性方案与“造园国”：暴行或恶的“正当性”

实际上，细细地去体会的活，可以看出，阿伦特所指出的“恶的平庸性”潜在地包含着恶的普遍性的意涵：“艾希曼这个人物难以处理的地方正是因为许多人与他相似，这些人??是可怕的正常人，即使在今天也是正常的。”试想，所谓平庸，即肤浅、平凡、迟钝、琐碎等等，既不想刻意为恶，也没有弘善的崇高愿望，所想的无非是个人的得失，所图的不外是职位的升迁、薪资的提升。这些难道不正是普通人身上常见的品质吗?因此，所谓“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实际上暗示着，我们周围那些最普通不过的芸芸众生，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可能是潜在的“艾希曼”(这可能也是I.伯林对“恶的平庸性”表示反感的真正原因)。由此说来，要回答平庸是如何与罪恶联系到一起的，首先就要阐明，是什么力量、什么动因把我们这些普通人转变

成了潜在的“艾希曼”?或者用阿伦特研究者R.F.伯恩斯坦的话来说：怎样才能解释在其他情形下被认为是“正常”和“普通”的人所犯下的“极端的恶行”?

无疑，平庸本身并不是恶，甚至，以“无思”为特征的平庸也不可能是恶的动因：如上所述，无思的平庸与恶之间是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关系，而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平庸是促成恶的要素或者说土壤，但不是恶的根源或种子。并且，由于艾希曼或潜在的“艾希曼们”并不存在刻意为恶的动机，因此，恶的根子也不可能存在于他们内心中。就像前面所提示的，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阿伦特实际上揭示了一种迥异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的新类型(这大概也是通常将the banality of evil译成“平庸的恶”的原因)，这种恶借助于无思的平庸者之手来实现自身，但是，这些平庸者并不是主动地、刻意地选择作恶，而只是被恶所俘获。而他们之所以会轻易被恶所俘获，无疑与他们那无思的平庸密不可分(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但是，同时也缘于这种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本身具有一种俘获普通的芸芸众生的巨大能力。因此，要回答是什么力量把这些既无弘善的崇高愿望、也不想刻意为恶的庸常之人变成了潜在的“艾希曼”，首先必须说明，这种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恶何以对普通的芸芸众生具有如此巨大的俘获能力，这种力量源自何处?

要说明上述的问题，还得追溯到“现代性方案”以及导源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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