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婷：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3)

我们是否可以依稀看到潜在的艾希曼的影子呢?

三、作为现代政治运行要素的平庸：平庸的正当性

前面指出，在走向由阿伦特通过“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所揭示的、专属于现代社会的那种恶的路途中，那些平庸者并不是主动地、刻意地选择作恶，而只是被恶所俘获。而他们之所以被恶所俘获，一方面与我们在上文所揭示的现代精神赋予了这种“恶”或者说暴行以正当性、从而使其拥有巨大的俘获能力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他们那无思的平庸紧密相联。问题是，平庸者所在皆是，但即使在现代社会，他们中的大多数至多只是潜在的“艾希曼”，而不是现实的“艾希曼”。那么，推动潜在的“艾希曼”转变现实的“艾希曼”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平庸”在潜在的“艾希曼”身上和在现实的“艾希曼”身上又有什么不一样呢?答案是，在后者身上，“平庸”构成了现代政治运行的一个必须的要素。

在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具有明确政治意涵的著名回答中，康德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 aude(敢于知道)!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就阿伦特强调“平庸”之根本特征就是“无思”，就是丧失从伦理上对出自主流规范和元首意志之行动作出独立思考、判断和选择的能力而言，可以说，康德所呼吁的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正是“平庸”的对立面。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如米尔斯(2001:184－185)所指出的那样，当现代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像启蒙运动所指望的那样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作为适应这种理性化潮流不断推进的结果，个人却日益丧失了运用理性的能力和意志，丧失了作为一个自由人行动的机会和能力，以至于“继续根据人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单纯地假设在人作为人的深层本质中，存在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理性的意志已没有多少意义。”盛行于当代理性化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中的，是一些“快乐的机器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人之成为“丧失运用理性的能力和意志”的“快乐的机器人”，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一种“无意后果”，至少就现代政治的运行而言，它恰恰是一种“规范性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康德本人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作了隐约的喻示。在谈到“理性的私人运用”，即“一个人在委托给他的公民岗位或职务上对其理性的运用”时，康德指出：“在为了共同财富的利益而运转的许多事情上需要某种机制，共同体的一些成员必须通过这种机制来消极的[地]管理自己，以便政府可以通过一种人为的一致把他们引向公共目的，或者至少防止他们破坏这些目的。这样一个机制一定不允许争辩；而人们必须服从。??如果一个服役的军官在

接受他的上级交给他的命令时竟然高声争辩这个命令的合适性或效用，那就非常有害了；他必须服从。”只是，康德可能没有预料到，这种要求服从的机制，有朝一日会并不服务于“共同财富的利益”，而效命于巨大的罪恶。如果我们进一步仔细阅读一下M.韦伯的《以政治为业》这篇著名的讲演，就更可以发现：现代政治的运行，现代政治机构的安排与运作，恰恰“需要”解除置身于这种运行过程和机构之中的大多数(并且其数量还在继续增长的)成员，即专业官吏运用自己理性的能力和意志，恰恰“要求”这些专业官吏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换言之，在现代政治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无思的平庸”成了在现代政治系统中活动、供职的官员的一项必须的基本“素质”，作为一项必须的基本素质，“平庸”获得了自身的正当性，并在现代政治的运行过程中合法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确实，任何一个阅读《以政治为业》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M·韦伯说过的下面这句话：“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种素质是绝对重要的：热情(Leidenschaft)、责任感(Verantwortungsgeffihl)、判断力(Augenmaβ)”，都会对他对于“责任伦理”的强调和呼吁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压倒性的印象，使得我们常常忽视了以下的重要一点，即M.韦伯这是针对“为政治而生”的政治家，针对“政治领袖”而说的，而不是针对“靠政治谋生”的纯粹“俸禄人”(Pffinden)或受薪“官吏”(Beamter)，不是针对那些“受过长年

的预备训练”、作为“一支有特长、具备专业训练、高度合格的脑力劳动力量”的专业官僚而讲的。对于后者，M.韦伯明确指出，真正的官吏，无论是事务官吏(Fachbeamte)还是政务官吏(Politische beamte)，就其本身的职份来说，是不应该从事政治的；他应该做的是“行政”，他应该“无恶无好”(sineira et studio)地从事他的职务。他绝不应该做政治家必须去做、同时也始终在做的事：

采取立场、斗争、有所动情――有恶有好：这乃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领袖的本色。支配政治领袖言行的责任原则，和官吏的责任原则十分不同，甚至正好背道而驰。官吏的荣誉所在，是他能够出于对下命令者的责任，尽力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仿佛这命令和他自己的信念、想法一致。即使他觉得这命令不对，或者在他申辩之后，上级仍然坚持原来的命令，他仍然应该如此。没有这种最高意义之下的伦理纪律和自我否定，整个系统便会崩溃。??就其本性而言，具有崇高道德的官吏，会变成恶劣的政治家，尤其是会变成在政治意义上不负责任的政治家。

简言之，基于科层制理性而运行的现代政治的机制，要求解除置身其中的官吏自身的道德意识解除其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这些官吏的理想类型，就是像米尔斯所描述的那样不折不扣地、机械地执行指令的“机器人”。事实上，不仅M.韦伯是这么看的，在今天，Z.鲍曼也同样指出，在现代国家追求完美无缺的理性秩序花园这一前景

时，“需要对个体行动的自主性决定因素加以压制或使之无效”。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包括艾希曼在内的许多卷入到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中的纳粹成员，曾一再声称他们“只是执行了命令”，以此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质疑他们的声称的真实性，甚至也可以像阿伦特义正词严地指出的那样，“所谓政治不是儿戏场所。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但是，在深入的分析之后，人们应当看到，不带道德感地、“无恶无好”地――也即“无思地”――执行命令，正是置身于现代政治机器或政治运行过程中的官吏们履行其职务、表达其责任的正当方式。无独立思想，无自由意志，无自身道德意识，无恶无好，一句话，无思的平庸，正是现代政治运行对于其官吏的一种“规范性的要求”，而我们所熟知的、伴随着现代社会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安排和技术，如科层制、远离行动的目标而对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对所有任务的横向与纵向分工等等，都是围绕着这种要求的。确实，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但这种“等于”只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是现代政治运行自身所要求的，也是由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安排和技术来保证的。

四、政治的工具化和公共领域的丧失：从“公众”到“大众”

当诸如种族灭绝这类可能的暴行在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下由现代精神赋予了合法性、正当性，当出于自身运行的需要，现代政治机器驯服了置身其中的官吏，使其变成了自己的一只只“单纯的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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