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婷：通向“恶的平庸性”之路 (2)

方案的、英国社会学家Z.鲍曼所说的现代国家之“造园姿态”这些问题上去。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所谓“现代性方案”，指的是于18世纪首次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聚焦点的一种社会规划或者说工程：“就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自身而言，这种规划是一种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根据它们的内在逻辑去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自主的艺术。’这种观念就是要把许多个人自由地和创造性地工作所产生的知识的积累，运用于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科学对自然的支配使摆脱匮乏、愿望和自然灾害肆虐的自由有了指望。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规划，全人类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才可能被揭示出来。”启蒙思想家之现代性方案的核心特征，就是对于作为人类之普遍的、永恒的特质的“理性”能力的信念，相信理性能够超越文明的演化，能够跳出文明之外重新设计文明，能够创造出完全合乎理性的社会。秉持这样一种建构式理性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及其继承者们相信，人类自身的理性只要摆脱了专制主义等等的束缚，就会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并最终将世界改造、建设成一个自由、富裕、幸福的乐园。因此，“现代精神”的梦想是一种完美的社会，一种清除了人类现有各种弱点(包括根据理性制定的标准被裁定为不合格的人)的符合理性原则的社会；现代精神的基本特点就是，坚信人类凭借理性能够设计和建立起这样一种具有完美秩序的社会，这也就是斯科特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而由此所

导致的，则是鲍曼所说的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

在整个现代时期，哲学家的立法理性(the legislative reason)与国家(states)的过于物性的实践非常合拍。现代国家是作为一种整治性、传教性和劝诱性势力而诞生的。这一势力决意要使被统治的全体民众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以使他们得到改造从而进入有序的社会(近似于理性戒律)。以理性的方式设计的社会是现代国家公然的终极因。现代国家是一种造园国(gardening state)。其姿态也是造园姿态。它使全体民众当下的(即野性的、未开化的)状态去合法化，拆除了那些尚存的繁衍和自身平衡机制，并代之以精心建立的机制，旨在使变迁朝向理性设计。这种被假定为由至高无上且毋容置疑的理性权威所规定的设计，为评价当今现实提供了标准。这些标准将全体民众分成应予助长并精心繁殖的有用植物和应被铲除或连根拔掉的杂草。

现代思想将人类习性看作一个花园，它的理想形态是通过精心构思、细致补充设计的计划来预定的，它还通过促进计划所设想的灌木、花丛的生长――并毒死或根除期于不需要的及计划外的杂草来实行。

在现代国家的这种“造园姿态”下，根据“由至高无上且毋容置疑的理性权威所规定的设计”，那些被判定为不合标准的事物，包括根据这种标准被裁定为不合格的人，就成为在建设和实现“美好社会、健康社会、有序社会”的进程中必须铲除的“杂草”。对于营造花园

来说，“铲除杂草”无疑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必须的行动，因而也是一项正当的行动。因此，在现代国家竭力将理性法则强行加诸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竭力营造“以理性的方式设计的社会”也即理性秩序花园的过程中，只要某种“人类习性”，或某种人，被判断认定为是一种障碍、不适者、格格不入者，一言以蔽之，“杂草”，那么，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清除他们。正是由于借助于现代造园国家的这种“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裁定和灌输，那些被认为应予以清除、被毁灭的对象就被剥夺了正常的“人性”及为人的资格，对他们的暴力乃至杀戮，就不再被看作是对人类的残害或犯罪，而被看作是塑造理想人性以及营造由这些理想的人所组成的理想乐园的一种必须。诸如大屠杀这种发生在现代社会的恶行为什么对普通的芸芸众生具有如此巨大的俘获能力，就因为，在“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下，在追求统一、和谐的理性社会秩序的现代梦想下，这种杀戮乃至种族灭绝获得了正当性、合法性。人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犯罪，只觉得自己不过是个除草工。

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一书中，Z.鲍曼列举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例子，以说明在“现代精神”的驱动下、在“造园姿态”支配下的“除草”计划和决心：从著名生物学家厄文·鲍尔(Erwin Bauer)主张以绝育手术“确保那些劣等的人们不得繁衍”，到他的同事马丁·斯塔姆勒(Martin Stfimmler)认为要“在数量上对不健康的和讨厌的人种加以抑制”，以“确保人群中没有杂草”，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拉德·洛

伦兹(Konrad Lorenz)将“国家中因体质的缺陷而成为不合群的个体们”比作身体上的“恶性肿瘤”，再到本身也是犹太人的著名精神病学家考尔曼(F.Kallmann)建议对占总人口18％以上的“精神分裂症病态基因”携带者实施强制性绝育。种族大屠杀具有非纳粹的、“科学的”根源。Z.鲍曼又援引普罗克特的研究指出，所谓纳粹时代德国科学家(包括许多杰出的医生)是在无道德原则的统治者的逼迫下违心地参与了各种邪恶实践的流行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他们乃是怀着努力改善人类状况、希望构建一个更美好、更清洁、更有序的世界的抱负而“极乐意”地为政治所利用的。并且，“种族卫生学”曾得到包括像《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学与社会研究》、《社会学教育》等许多著名的且向来被认为是开明的期刊的赞美。Z.鲍曼因此指出，在现代史上，发生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些现代“社会工程”中最极端的案例，尽管伴以种种暴行，却既不是那种尚未被文明的新秩序完全消灭的野蛮文化的发作，也不是为异于现代性精神的乌托邦所付出的代价，相反，“它们是现代精神的合法产物”，“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将对社会问题的全面的‘科学的’最终解决这样一种乌托邦信仰，推向了逻辑的极端。??但其逻辑却是由现代精神加以解释，并由现代精神提供合法性和给养的”。

正因为发生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伴随着现代“社会工程”的种种暴行，是“由现代精神提供合法性和给养的”，因此，作为一种现代性实践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那种观念和冲动也就不会仅限于那个时期。

据克里斯托弗·辛普森的研究，纳粹统治时期那种形式的德国科学，在希特勒垮台后竟然轻而易举地为西方自由一民主体制所直接采用。而如果再往前追溯，则这种实践和相应的理念一直可以追溯到力图通过彻底推翻旧世界、肃清社会中的“杂质”或可疑成员、培育“新民”(Nouveau people)而建立理性新秩序的法国大革命这一启蒙史上的高潮。尽管罗伯斯庇尔宣称，“是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武器的力量，将传播我们光荣的革命原则”，但这一宣称所喻示的，恰恰是以武器推行“理性”的正当性。他的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长鞠斯特将这一意涵表达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位宣传部长在讲演中说道：“在革命中我们的精神界难道应该比自然界表现出更多的审慎顾虑吗?精神概念难道不应该和物质规律一样，把抗拒阻挡它的事物消灭掉吗?任何一件改变整个道德界、也就是说改变人类的创举有不流一滴血而能实现的吗?宇宙精神在精神领域里要借助我们的手臂，就像它在自然领域里利用火山和洪水一样。他们或者葬身于瘟疫，或者在革命中死亡，这又有什么不同???从这一点看来，如果革命的急流每到一个阶段，每有一次转折，要冲出几具尸体，有什么大惊小怪?”“革命好象是珀利阿斯的女儿：把人类的身体肢解，只是为了使他返老还童。人类再从血锅里站起来的时候，将像大地从洪水里涌现出来一样，生长出强健有力的肢体。我们会像第一次被创造出来一样充满无限旺盛的精力。(长久不息的掌声)”如果说，从鞠斯特的宏论中，我们听到的是为伴随着重新塑造世界和人类社会这一现代大业的血腥所做的正当性宣示，那么，在对其宏论报以雷鸣般掌声的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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