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对义和团态度浅析

荣禄对义和团态度浅析

姓名：张振飞 学号：200840410257 指导老师：吴修申

摘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荣禄被授内大臣，同时节制北洋五军。 1900年正当荣禄处于权力巅峰之时，发轫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到中国北方地区。围绕着对义和团的政策，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展开过尖锐复杂的冲突和斗争。然而，作为“入枢密，又将大兵”的荣禄在大部分时间保持了沉默。显然，暂时的沉默并不代表荣禄对义和团运动漠然视之，在私下里荣禄一直坚持他的“剿团”主张。 关键词：荣禄 义和团 剿抚 围攻

Remarks on Rong lu’s attitude towards the Boxer

Abstract: In kuang-hsu twenty-six years(1900),Rong lu was appointed as the internal minister and

meanwhile he was in charge of the five Bei yang armies. In 1900,when Rong lu was on the peak of his power,the Boxer campaign was rapidly expanding to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There were actue and complex conflicts and debates on policies aginst the Boxer. However ,as a regular member of privy Council and a leader of forces, Rong lu remianded silent in most of the time. Obviously, his temporary silence was not a sign of ignorance towards the Boxer. Rong lu persisted in his suppression of the Boxer policy firmly in private.

Keywords: Rong lu the Boxer suppression and appeasement encirclement

荣禄作为清政府中掌握兵权的实权人物，但是不论同外国侵略者还是同义和团的多次军事交锋中，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荣禄差不多是置身事外的。这种状况的出现，同荣禄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甚至可以说是出乎常规的，作为主持日常政务的中枢重臣荣禄，绝不可能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置身于斗争漩涡之外，更不可能对这场斗争漠然视之。目前学界对于荣禄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主要有三种观点，在1957年中国史学会编写的《义和团》一书中，提到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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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义和团事起，载漪等人称其术，欲倚以排外，荣禄和之”①，即荣禄是主抚、主战派；李德征、丁风麟在《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一文中，提到“以荣禄、袁昶、许景澄为代表的主和派”②，显然是把荣禄看成主剿、主和派；1964年版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在书中的按语中指出：“关于荣禄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亦有反复”③。侯斌于1983年发表的《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一文认为荣禄对义和团的态度是随慈禧的态度的变化而变化。既然，学界在关于荣禄对义和团态度上莫衷一是，我尽自己力所能及之处着力探寻荣禄当时的实际活动，以检验和判断所有这些说法的是非真伪。

一

从1900年4月初开始，正当义和团运动在各地迅猛发展，并开始大规模向封建统治的中心京津地区渗透以及清政府内部的主剿派和主和派在对义和团态度上激烈冲突的时候。荣禄突然“病手足”，“不能动转”，请假养病。据《京报》载：廿六年二月卅日“请假五日”，三月初五、初十、十五各“续假五日”，四月初一“请假十日”，十一日、廿一日与五月初二各“续假十日”，五月初十“假满请安”。然而，在养病期间荣禄并没有远离政治。在养病期间，在他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八督府的电报以及写给袁世凯的信件当中，曾反复提到过自己虽然“请假六十余日”，但是“身在斗室而心在直庐”，曾于“病中数上封事”和“假内仍上奏片七次”⑤的事。在这些奏折中荣禄曾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严办”，“立置重典，绝不宽贷”，“切实剿办”，“就地正法，一昭炯戒”，“相机进剿。”⑥在病假期间，荣禄给直隶总督裕禄以及其下属发了四份电报，都是来布置和商议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在4月6日，他给裕禄致电，要求裕禄“迅速饬查”定兴白河沟等处的义和团运动，“以息乱萌”。在5月29日、5月31日、6月6日，他还接二连三的致电裕禄和聂士成，命令他们发兵对义和团进行“堵御，弹压”，以“迎护铁路，保护洋人”⑦。荣禄给法国主教樊国梁的信中，他表示对定兴等处的义和团运动“闻之惋恨殊深。敝恙尚未大愈，一时不能出门，至为焦灼。刻将原函交总署，速知照直隶总督添派重兵，妥为弹

《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7页。 《义和团运动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0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38页。 ④

《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期，第39页。 ⑤

《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第37—39页。 ⑥

转引自李文海《历史并不遥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⑦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35、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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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保护，并将滋事匪徒严拿重惩务绝根株。”①主张对义和团进行严厉镇压，可见荣禄对义和团运动是极其仇恨的。不仅如此，更为有力的证明是荣禄在病假期间还亲自带兵上阵镇压义和团运动。4月中旬清副将杨福同去残酷镇压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运动遭到义和团的反击，杨福同被击毙。荣禄调聂士成军五营去涞水，定兴镇压，义和团就又以据涿州，焚芦保铁路、电线相对抗，形势终于突变。此时荣禄虽仍在“病假”中，也亲自出马“率兵队数百名到马家铺，再至丰台，将全村逐家按检，如抄有车站物件，即行斩决。”“飞檄驻南苑之武卫中军马步队廿营，全赴京西相机剿办。”②并且与裕禄聂士成拟定“一由东安赴永固至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津取道文、霸、雄一道至省，自南而北；联合已扎涞、定之营，三路兜截”③的计划对义和团进行围剿。

1900年6月6日（五月初十），政治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重，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帝国主义军事的步步紧逼，使清政府面临着两种势力的双重压力。于是，荣禄终于不得不销假还朝。没过几天，就赶上了慈禧连续四次召开的御前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对义和团运动的剿，抚以及对列强的和，战事宜。在这次御前会议上，“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速止洋兵，或言调兵保护”④，争得不可开交。闹得沸反盈天，甚至失去了王公大臣们平日惯有的体统和常态。在6月9日晚，慈禧太后召开了一次亲信会议。佐原笃介在?拳乱纪闻?记载了6月9日亲信会议中荣禄的表现，“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拳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当议定时，只荣相、礼王不以为然。”⑤，但是由于荣禄怕与主战派公开对立，而没有站出来直接反对。在6月16日下午，慈禧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围绕着对义和团的剿抚，对外的和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战派主张利用义和团对抗侵略者，同时达到以载漪为核心的主战派的小集团的利益。主和派认为挽救目前危局的唯一办法，是坚决镇压义和团。最后连光绪和慈禧也加入辩论，光绪帝认为甲午战争国力已受重创，不能同时与几国开战。而慈禧则声称，民心已变，要顺民意。会议结束时，“和”、“战”仍无定论，但是主战派在慈禧的支持下略占优势。会后，参加会议的的袁昶为了挽回局面，曾先后单独拜见了奕劻、荣禄和载漪，重申了不能与列强同时开战的观点，并且希望

《义和团》（四），第145页。 《义和团》（一），第115、119页。 ③

转引自侯斌《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年第二期。 ④

《义和团》（一），第47页。 ⑤

《义和团》（一），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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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力阻宣战，以防招致全局败坏的厄运。据袁昶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当载漪等人听到这番话以后，“庆（奕劻）神色沮丧，无所言。荣（禄）韪之云：‘非我所能做主’。端（载漪）甚怒。”①与袁昶同时奔走的，还有许景澄。他专程拜见荣禄，希望他统筹全局，设法阻止董福祥军前去挡敌，以免进一步激怒帝国主义。许景澄看到荣禄“亦有说不出的苦”②。17日，慈禧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由于“归政”伪照会的原因，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出现了非战不可的气氛，同时促使慈禧作出了宣战的决定。然而，在17日这天，清政府收到了两江总督刘一坤，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的电报。他们坚决反对宣战，力主残酷镇压义和团。慈禧虽然决意宣战，但是见主和派又得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于是在18日召开了第三次御前会议，强逼会议通过宣战。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主战派占压倒的优势地位。载漪等人不顾国际惯例和许景澄等人的反对，首先“请攻使馆③”，并且得到慈禧的认可，慈禧“以荣禄总师，立调武卫中军及董福祥所统甘军”④ “围攻使馆”。荣禄在给东南八督抚的电报以及给袁世凯的信件中，都明确的表示了自己对围攻使馆的态度：“以一弱国而抵数十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争，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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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同时表示，自己虽然曾“婉转其词力陈之”，但却“竟不能挽回一二”，荣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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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现惟有力图补救之一法”，便是利用自己的地位，让围攻使馆的清军“不可力攻”，以便“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⑦由于主和派得到东南督抚的支持，主和派的力量壮大。慈禧决定在围攻使馆的同时，决定派王文韶等人前去使馆劝阻联军勿进犯北京，暂缓宣战。6月19日大沽沦陷，朝廷内外震动，慈禧惊慌万状，急忙召开了第四次御前会议，不经大臣讨论，就强行决定对外宣战。接下来她又命令许景澄给各国使馆送去照会，限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在决定宣战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0日，慈禧撇开光绪，独自召开枢臣会议。在枢臣会议上，荣禄“披沥密陈”不要进攻使馆，以免招致各国“连合一气，致死报仇”，并且强调“以一国而敌各国”，“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仍然听不进去，而且“力言其非”⑧，并发布上谕要求各督抚,共挽危局，作为正式宣战的先声。

《义和团》(一) ，第338页。 《义和团》（一），第338页。 ③

《义和团》（一），第14页。 ④

转自侯斌《那拉氏、荣禄与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年第二期。 ⑤

《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第37、39页。 ⑥

《荣禄集》，见《近代史资料》，第38页。 ⑦

《义和团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8页。 ⑧

《义和团》（一），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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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慈禧召开的几次会议上，荣禄在大部分时间保持了沉默，并没有公开站出来直接与载漪等主战或者说主抚派对抗。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荣禄在会前会后为数不多的发言以及荣禄和东南督抚的信件联系中看出他是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对这一说法有力的佐证的，是荣禄在宣战以后的作为。

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宣战上谕，声言“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①在决定宣战的当天，荣禄就告诉李鸿章，对所谓的宣战上谕“不必”重视，他“正同汉族总督合作并反对端王”②。得知荣禄的这一态度，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随后声明宣战上谕为“矫旨”“断不奉”，以致于后来出现了东南互保。而此时，荣禄正在指挥武卫中军以及甘军围攻使馆区。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决定围攻使馆后，荣禄指挥清军和义和团于6月20日开始进攻使馆。清军和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长达56天之久，然而久攻不下。究其原因主要是荣禄在围攻使馆过程中对使馆的暗保、力保以及对围攻使馆的义和团和甘军的牵制。荣禄在围攻使馆事件中的作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荣禄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二

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使馆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6月20到24日是第一阶段；从6月25到7月23日是第二阶段；从7月14到8月14日是第三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围攻使馆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仅仅攻占了比利时、奥地利、荷兰以及意大利等四国使馆和华俄道胜银行，英、俄、美、法、德等国使馆仍坚守如故。究其原因主要是围攻使馆总指挥荣禄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这一阶段中，荣禄在吁请慈禧转战为和的同时，荣禄一面密嘱部将“不可力攻”使馆，以“作将来转圜地步”③；一面又怂恿并支持武卫中军对积极进攻使馆的义和团“猛烈开火”，从背后给义和团插了一刀，从而大帮了侵略者的忙。否则，就像被围困在使馆区的中国总税务司赫德所说：“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

6月25日，围攻使馆的战斗发生了转折。这一天，慈禧下令停止攻击，并命荣禄去使馆商议和局。荣禄因情况不明未敢前往，但却于下午4时的时候派人在御河桥悬挂白旗，并在桥头竖起“奉旨停战、保护使馆”的大木牌。从此以后对使馆正式采

转自廖一中、李全德《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页。 转自廖一中、李全德《义和团运动史》，第235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35页。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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