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先秦文学 (2)

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应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5）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它的影响分别是：开启了抒情传统；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比兴手法的运用为后世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10、《尚书》（川大2002年考点）

《尚书》是商周时期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商书·盘庚》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国记言文之祖。

11、《春秋》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都很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字，短的只有一字。因此，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如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殷。”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都无从知道，仿佛一则新闻标题，而不像一篇文章。《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还以一字喻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杀下士为“弑”等。这种史著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12、《左传》的叙事和记言（武大2004年、湖大2005年考点）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订者是一位儒家学者。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幵且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觃范评价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录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卐弱和大夫兼幵，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略昏庸、贪婪昏庸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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迚步的历史观。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宋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丽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但倒叙和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兲的背景灯。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揑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先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殽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仸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仍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槽车以望晋车中阵地的情况，宋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宋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兲系。《左传》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鞍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代，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则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迚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争迚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兲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做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的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禧公十年”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寓言等。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兲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讲述故事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传》有点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之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边听见或者记录，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兲联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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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宋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幵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的一个宋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刻、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个片段，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左传》着力歌颂的一个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一个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成为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幵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为、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迚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宋成。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兲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幵不具有重要意义。《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这些细节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方面具有文学意义。

（1）作为编年史，《左传》的叙事艺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晋代范宁《谷梁传集解自序》中说：“《左传》艳而富”，其“艳而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左传》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时期丰富的历史画卷。作者不仅记载各国君位的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政客的宦海升沉、贵族内部的倾轧火并、侯国之间的欺诈侵掠、辽阔战场的厮杀格斗、阴暗一隅数人的密谋策划，各种各样的矛盾、大大小小的动乱、五花八门的变故，无不网罗其中；而且作者采集了大量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甚至于还有风俗遗闻、童谣民歌。这些材料通过细心的组织编排，极大地丰富了《左氏春秋》的内容。

《左氏春秋》广采博取各种文字的、口头的资料进行编撰，从现代编年史的标准看，显得芜杂，说明历史学科尚在草创之中。然而正是这一特点，才更体现了中国史传文学的特点。《左氏春秋》的作者善于对庞杂的资料进行取舍与剪裁，全书所载历史前略而后详，后期更详于襄公与昭公，二公共在位63年，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二篇幅却近于全书的一半。就各国诸侯来说，也各有侧重，晋国最详，所记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晋国之事又突出重点，详细记载晋文公的霸业兴衰。记载较略之国，其事业不平均使用笔墨，如记郑国的文字约15000字，多集中在郑庄公、子产身上。而子产为相执政一事就占了很大的篇幅。凡是能生动体现国家治乱、兴亡，能形象地显示社会各种代表人物特征的事情，则“纤芥无遗”，反之则“丘山是弃”。《左氏春秋》有自己的详略标准，它深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左氏春秋》不满足于《春秋》那种对历史史事做简单陈述的史笔笔法，它要展示那个动荡历史年代的全部过程，要展示各种历史人物在各种事件中的各种表现，它摒弃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创造了在生动记述史事的基础上显示各种人物形象、心态，表达作者观点立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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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重视对事件的完整把握，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时能给予集中叙述，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使事件的记叙有了记事本末的因素，也使人物的刻画有了传记的意味。

《左氏春秋》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战争的叙述尤为精彩。《左氏春秋》的战争描写，全貌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氏春秋》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鞍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战事的起因酝酿，战前军事、外交的谋略，兵马的调遣、战时激烈的搏杀，战局的变化，双方的进退，战后胜负的结局，各方面的反应，认识的处理等，都表现得迂徐有志、笔力纵横。如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通过蹇叔反对出师袭远，介绍了殽之战前秦、郑、晋各方面的形势与动态，又通过蹇叔哭师这一细节，预示了秦军必败的结局。

在战争描写中，战争过程本身往往写得比较简略，但“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作者常选取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来重点刻画，以展示战争的经过。常以战场上这些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来反映酣战中千军万马的心态和姿态。

（2）《左氏春秋》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些行人和大夫，凭借十分讲究的言辞折服对方，推行自己的主张，委婉而有力。刘知几《史通·申左》：“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行人辞令委婉陈词，不亢不卑，慷慨激昂，显示了个性风采。

《左氏春秋》的叙事语言词约事丰、意蕴厚实。如宣公十六年记载晋军败于楚，溃不成军，作者写道：“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晋军仓皇败逃之全状可想而知。作者又记入冬以后楚军将士受冻，“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修辞最早的比喻之一，几句体恤的话温暖得就像穿上了棉衣，比喻贴切。

13、《国语》的文学成就

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是各国史料的汇编，成书约在战国初年。《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中得到了继承。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国语》虽记言多于记事，但《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揑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国语》是一部各国史官的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君臣谋议得失的谈话，基本上属于记言体。虽有记事，只是记言体中插叙和补充，比较接近《尚书》。《国语》在记言结束以后，往往缀上几句事情的发展或结果。如《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论楚公子围，记事言语不多，但构成了完整的史事记叙，比《尚书》富于故事性。

《国语》开创了以国为单位来叙述史实的体例——国别体，它集中叙述某国的历史，又往往可以集中叙述某人生平始末，为传记体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

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饰，颇有气势。

总的说来，《国语》文学成就不如《左氏春秋》，但它长于对话，有自己的特色。《国语》有些人物对话写得相当精彩，相比之下，《左氏春秋》或空缺、或简略，而缺少《国语》中人物对话的生动与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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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纵横家思想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战国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丽贤仸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其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1）《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些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斶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另外，书中出于虚构依托的内容颇多，写人言行时甚至涉及心理活动的过程，接近人物的心理描写，这些夸张虚构不合史著的要求，但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弹铗而歌、焚卷市义、营造三窟的事迹，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2）《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策士廷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不同意见的辩难，都反映出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前人概括为“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

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迚地达到辩说目的。《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逸闻掌故来增强辩词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克强秦坐收其利，又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南辕北辙”等等，用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

《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兲，如《齐策一》记苏秦说齐王合纵，极力夸张渲染齐国之强，临淄之胜，排比对偶层出不穷，文辞瑰丼多彩。

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寓言，也长于铺张渲染。

《战国策》辩丼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15、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武大2004年、湖大2005）

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 散文创作的楷模 奠定了小说的许是传统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

（1）前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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