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1-05-28 发表评论>>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的这首词写于1927年的武汉。30年后，这首词公开发表时，毛泽东对这首脍炙人口的词作了一个批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苍凉的心情是短暂的。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很快拿起了武装反抗的武器。

《八七会议记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历史上通称八七会议。几十年之后，人们发现会议留下的会议记录稿记录者是邓小平。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决心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

34岁的毛泽东参加了会议。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和思考，他已经从苍凉的心境中挣脱出来，有了新的想法。会议记录显示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是这样说的：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语惊四座。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应该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名言由此而来。

八七会议虽然确立了武装反抗的方针，但还没有把军事斗争作为中心。毛泽东的意见还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在半个月后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有的常委指出，毛泽东提出“枪杆子中夺得政权”，与中央意见有点不同，中央意见是纯粹依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他这样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

实际上，毛泽东对枪杆子的重视，比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看得更远。

八七会议是在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主持下召开的。他对毛泽东很欣赏。他说：党内有独立意见的要数毛泽东。他甚至建议毛泽东去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做他的得力帮手。不想，毛泽东却委婉地表示：我不愿意去住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愿意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还说：纵然武装暴动失败了，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上山”，在当时的毛泽东心中，还是失败后保存武装的一条无奈之路。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无奈的选择，却闯出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途径，闯出了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

权。

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到《井冈山的斗争》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原本是毛泽东1928年10月在井冈山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他本人非常重视这篇文献。延安整风时期，这个决议被收入毛泽东先后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供党的高级干部阅读学习。1950年，毛泽东对决议的第一部分进行修改润色，然后拟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作为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开篇。

毛泽东自己如此重视这篇文献，是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红色政权的思想，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新路的理论发端。

这篇文献，实际上是毛泽东对红军在井冈山斗争一年多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文献的背后，是毛泽东“上山”的心路历程。

对毛泽东来说，“上山”这条路是被迫的，也是艰难的。

八七会议解决了抓枪杆子的问题，但抓了枪杆子以后往哪去呢？最初的选择还是进攻城市。 1927年，仿佛是一个暴动年。继南昌起义之后，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准备会攻长沙。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像霹雳一样出现，从空中一闪而过。原来5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500余人。攻打长沙的计划，严重受挫。12月，张太雷、叶挺在广州发动起义，结果也失败了。1927年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

1927年9月19日，以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果断地把秋收起义部队撤到浏阳文家市。这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问题是：把剩下的人带到哪里去，才能生存下来？在讨论工农革命军的去向问题的前委会议上，不少正牌出身的军官依然坚持攻打长沙，并说这是中央的决策。毛泽东认为这是要把已经为数不多的队伍扔到城市的大火坑里。他说服大家放弃继续攻打长沙的计划，带着队伍转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

这是中国革命从攻打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一个转折点。史称“文家市退兵”。 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走上了崎岖的山路，上到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辗转来到井冈山。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对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上山这条路走得很突然，思想一时转不过来。队伍在井冈山落下了脚，但队伍中不少人的心却落不下来。弱小的红军上山一年来，在极端复杂、恶劣的环境中奋斗，经常处于优势敌军的“围剿”当中，缺衣少食，不少人对于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表现出悲观的

情绪，甚至发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

一部分人认为，还是要继续执行中央决定攻打大城市，停留在井冈山钻山沟无异于落草为寇，沦为绿林。于是，像余洒度、苏先骏等黄埔出身的一些军官不辞而别，不断有人离开队伍或叛变，甚至发生了第29团溃散，以南昌起义余部为主组成的第28团想离开井冈山的现象。

还有一些人感到革命前途渺茫，认为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失败了，革命的前途在哪里，井冈山能够呆下去吗？

逆境中的毛泽东也在思考这些问题。思考后的结晶就沉淀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名的文献之中。

毛泽东坦言，一个国家，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确实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奇事”。这种奇事也只有在中国能够发生，它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形势和总结经验的人。他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从五个方面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原因。第一，中国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给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可乘之机；第二，大革命的影响还留在中国广大区域的工农兵群众之中；第三，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没有解决，全国革命形势在继续向前发展；第四，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

那些产生悲观情绪的同志，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的特点。毛泽东的高明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他比别的同志更了解中国，更注重从实际出发。这是一条和那些啃洋面包、只知道照搬马列本本的理论家不同的思路。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并不了解这一切。他们不能理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提出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央派人送来了“六月来信”。这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以来收到的第一封中央信件。整整一年了，和中央失去了联系，现在终于接上头了。毛泽东满心欢喜，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系统汇报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油灯下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之中的《井冈山的斗争》。

《井冈山的斗争》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写作时间前后仅差50天，它们讲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问题。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是为了解决根据地干部战士的悲观情绪和认识问题；而后者则是为了向中央全面反映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力争取得中

央的理解和支持。它们堪称是姊妹篇。

《井冈山的斗争》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更系统地阐述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报告的最后，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只要“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毛泽东的报告，由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从井冈山经安源赴上海，递交给中共中央。中共六大后担任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对井冈山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高度重视。他在给贺龙等人的指示信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朱德的经验，明确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占领什么大城市，而是在乡村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游击区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问题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和毛泽东、朱德站到了一起。

上山这条路，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星星之火能不能成燎原之势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

福建上杭县古田赖坊。80年前，也就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这里的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为什么会给林彪写这封信呢，信中又说了些什么呢？

1929年初，为了粉碎敌军的“围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到外线作战。脱离根据地的流动作战是非常艰难的。没有群众基础，国民党军队轮番追击，红军一度几乎陷入绝境。经过一年多的生死搏斗，红四军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在这期间，队伍中，包括红四军领导层，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

1929年夏，红四军内部曾发生一场大的争论。这场争论表面上看来是设不设红四军军委的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重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不少官兵在思想深处，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搞工农武装割据能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感到怀疑，弥漫着一种对革命前途感到渺茫的悲观情绪。

这时，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在官兵中散发了一封信，提出对红军的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问题，说是征求大家的意见。

毛泽东也收到了林彪的信。他知道这不仅仅是林彪一个人的想法，在红军中是有代表性的。事实上就连共产国际也断定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也主张红军走州过府，进行流动游击。

毛泽东思考了好几天，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洋洋洒洒写了几十张纸，近8000字。他把信写完

后，除了送给林彪，还拟题为《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用党内通信的形式印发给红四军干部阅读。

毛泽东在信中批评林彪说：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政治的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毛泽东明确表示：这种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毛泽东在信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他在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后，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建立根据地，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这封信，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进程中是带有标志意义的一封信。

在革命力量弱小、不少人为红军的前途感到悲观的时候，毛泽东透过现象看本质，预言全国各地星星点点的小块红色政权必将成燎原之势，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略判断。

毛泽东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着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对这封信，毛泽东后来非常看重。延安整风时期，作为重要文献，先后收入毛泽东主持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供高级干部阅读。到了1948年，东北准备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也要收入这封信时，林彪给中央发了封电报。

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他本人同意向党内外公布。但又说：“为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起见，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以免对中央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谓的猜测。”

毛泽东看了林彪的电报后做出批示：这封信不要出版。到1950年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还是觉得这封信太重要了，不能不选，于是就尊重林彪的意见，将林彪的姓名隐去，对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然后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今天的人们重新走进那段历史的深处，不禁会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一致推行“城市中心论”的情况下，毛泽东却能够提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路呢？为什么提出这条新路的不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而是毛泽东呢？那个时期起义失败的领导人有很多，但为什么别的领导人想不到去农村开辟根据地，而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这不是偶然的，与毛泽东对国情的了解和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从本本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有密切关系。毛泽东1925年回乡养病，在韶山农村搞了半年的农民运动。在韶山，他有两大发现：一个是农村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一个是农民对改变现状有着强烈的要求，具有很强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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