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这个比例已经超过10%;另外,在全国外汇贷款和贸易融资市场上,外资银行的份额已经分别达到20%和25%。
展望未来,中国的银行业开放将会进一步发展,并可能呈现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尽管近几年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较快,但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中国的银行业开放程度还相对较低,因此,在未来几年内,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数量很可能继续呈较快速度增加,市场份额也会进一步扩大。由于过渡期的结束,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限制已经不复存在,因而在人民币产品市场上的份额将会显著提高。
其次,外资银行的存在方式将发生明显变化。根据银行监管部门新近做出的规定,试图全面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外资银行,分行形态的外资银行不得进行限额以下的人民币业务。因此,预计在未来一个时期,具有法人资格的外资银行附属机构(包括独资、合资)将逐步成为我国外资银行的主要存在方式,从而彻底改变过去分行作为主要存在方式的格局。另外,并购和充当战略投资者,仍然会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渠道。有迹象显示,近来外资银行正在加紧对我国地方性银行、社区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研究,预计新一轮面向中小银行的参股与战略性投资热潮正在形成。再则,从发展趋势上看,外方持股比例不超过25%的现行规定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能排除未来几年里监管当局放宽这项限制的可能性。
再次,中外资银行间的竞争将日渐激烈,银行业的平均利润将呈下降趋势。在过去五年里,由于受到人民币业务的经营限制,中外资银行间的业务竞争其实并没有真正全面展开。在过渡期内,外资银行主要进行了在中国的战略性布局,而国有中资银行则主要进行了治理结构的改造,并且通过完善内控机制等着力降低不良资产率,增强抗风险能力。如今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外资银行都从各自的角度为未来的竞争做好了准备。可以预见,中外资银行将从本币和外币两个市场,围绕存款、贷款、结算、信用卡、个人理财、衍生产品和其他中间业务等展开的全面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随着竞争的加剧,争夺不仅会在高端客户领域全面展开,而且也可能会逐步扩展到普通客户。由于竞争日趋激烈,伴随着利率管制的进一步放松,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利差势必呈不断下降趋势,并可能导致平均利润率的相应下降。对于中资银行来说,能否保持利润的增长,可能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各类中间业务的开拓与发展。
最后,面对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加速渗入,以及中外资银行竞争的全面展开,银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将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进而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一,加快完善有关的监管法规。几个月前,银监会公布了对《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修改意见。这次修改十分及时和必要,既从法规上全面落实了入世的承诺,同时又加强了有关审慎监管的内容和措施,从而有助于防止金融风险的形成。其中,法人导向的政策调整,符合国际流行的监管趋势,既适应了外资银行进入人民币产品市场的需要,又有助于更好地对他们所从事的人民币业务进行监管(因为按照国际监管的分工,对于分行的监管责任主要在母行所在国家(地区),而对于法人性质的外资银行的监管责任则主要在东道国(地区))。
其二,监管目标应当兼顾稳定和效率。一方面,鉴于我国银行业的未来竞争将日趋激烈,如何防止银行在激烈竞争环境下的过度冒险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金融风险,将是未来监管当局面临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为此,加强中外资银行的合规风险监管,努力减少各种违规操作,将成为监管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显示,外资银行在某些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方面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因而有可能在某些产品市场取得过高的市场份额并最终形成垄断局面。为了促进合理的竞争,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监管当局也需要注意并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
其三,为了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必须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无论是对于法人性质的外资银行还是分行类的外资银行,当局在监管过程中均需加强与母行所在国(地区)的监管部门的信息沟通和交换。可以认为,加强国际哈作监管,将是解决外资银行“决策权迁移”后形成的监管困难的主要途径。
其四,对外资银行的跨境资本流动保持必要的监管,审慎推进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相关经验表明,借助其内部的资金调度便利,外资银行很可能成为异常资本流动(如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或流出)的重要渠道。在宏观经济不稳定和金融动荡时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为了减少各种投机性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流出,维护我国的金融稳定,在银行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的跨境资金流动和借贷活动保持有效监控(甚至在必要时进行总量限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指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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