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研究在国内外的发展(15)

去几年里，很多研究妇女史的书籍和文章都在题目中将“妇女”换成了“社会性别”。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替换虽然模糊地涉及到某种分析概念，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政治里更容易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社会性别”是为了表示一部著述的学术严肃性，因为“社会性别”听上去比“妇女”更为中立、客观。“社会性别”似乎同社会科学的科学术语很相称，于是它把自身从(听上去刺耳的)女权主义政治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用法里，“社会性别”既不携带着关于不平等或权力的必要声明，也不去识别受到不公正对待(及迄今为止被历史遮蔽)的一方。鉴于“妇女史”这个术语强调(和惯常的实践不同)妇女也是被认可的历史主体，以此宣告了自己的政治性，而“社会性别”包括妇女，却不特指妇女，因此显得没有造成什么关键的威胁。“社会性别”的这种用法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追求学术合法性的一个侧面。[3]

斯科特提出的不能为了追求“学术性”、“客观中立性”而把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作为“妇女”的同义词来用的批评，对于今天中国的研究者也很有警醒意义。社会性别不仅是解析妇女状况的一个分析工具，也是认识人类社会的一种理论框架，它涉及一切领域，包括全是男性或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其锋芒所向是一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社会体制。中国妇女研究界把社会性别仅仅同妇女相连的情况，可能往往是因为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狭隘理解，而不一定是为了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套一个“学术性”的标签。把社会性别仅同妇女相连其实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妇女研究界至今没有突破“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妇女问题”的研究框架的特点是关注各界妇女当前面对的紧迫问题，希望通过研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对策。把妇女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是从1980年代兴起的中国妇女研究运动的长处。但是仅仅把妇女作为问题来对待的认识论本身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是由别人提出的‘妇女问题’，我们是提出问题的妇女”①。只有当妇女把自己当作知识生产的主体，来质疑现有的知识、习以为常的规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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