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符号的意谓表达_陈卫民(3)

学习参考

翻译中的误读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一、引言

“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1]“误读”是跨文化交流中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误读”也是在翻译中无可回避的普遍现象。

意识形态是组成文化的重要元素，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内外学者对“意识形态”有种种不同的定义，就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而言，罗特曼（YuryLotman）的观点是最为合适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2]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中开展的，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深深烙印。

意识形态是翻译中的误读，特别是有意识误读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和误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二、意识形态与翻译中误读的互动关系

意识形态与翻译中误读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意识误读是翻译受本土主流意识形态支配的主要表现形式

有意识的误读是译者对外国作品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改写。美国翻译学家安德列·勒弗维尔（Lefevere）认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就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与机构，即“赞助人”。“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3]，但代表某一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只能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一方面，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则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于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熟知这一套意识形态价值参数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大多也会自觉地避免触犯意识形态的天条；翻译中的误读，常常既是代表某一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干预的结果，也是译者自觉服从意识形态约束的表现。例如，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原本是

范勇

一部充满浓厚宗教色彩的作品，甚至卖火柴小女孩的死亡也是被安徒生用来表现人们从“原罪”得到拯救，获得灵魂永生的基督教思想。而以翻译安徒生童话而蜚声中外的叶君健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译介这部童话时，将原本译成一部通过叙述卖火柴小女孩之死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冷酷本性，并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寄予深切同情的进步作品。这种误读，并非是深谙西方文化的叶老对原作的理解有误，或在翻译时表达不到位，而是他有意而为之。由于五、六十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气候，当时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一方面只有那些揭示阶级斗争和暴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西方文学作品才被视为值得译介；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基督教思想，都被视作与社会主义思想格格不入；而国家成为译者唯一的赞助人，译者的翻译活动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支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叶老在翻译《卖火柴的小女孩》时，对其进行了有意识的误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和“赞助人”的意愿。“但正是因为这一中国化的过程，安徒生童话才得以在极左的年代里一版再版，广为流传，并成为中国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安徒生童话也因此在异己的文化土壤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4]

2、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与翻译中的误读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连译者呼吸的空气都可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操纵。”[5]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阐释，而意识形态对译者个体思维的这种强烈影响，常常导致译者按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对原作做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错误阐释。比如，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作品中，由于译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常常把西方人的亲子之爱和正常的人类情感附会成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忠”、“孝”、“义”等。例如，林纾将其译作《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即英国作家哈葛德的《蒙特祖马的女儿》）中的千里寻亲和为母报仇都归结为“孝”的力量，林纾还将狄更斯的名著《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将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译为带有中国传统侠义小说色彩的《双雄义死录》。无独有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论时，对原书中提及的

环境和面对的受众，取决于符号所要表达、表征或描述的对象以及用什么方式传达给人等因素的影响。设计行为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它总是产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体之间。一方创造符号，给予符号以意谓，另一方接受和理解符号及其所具有的符号意谓。反映在平面设计上也是如此，在行为中产生设计，也在行为中完成设计符号传递、接受、交流与理解，平面设计的符号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现象统一到

设计作品中，设计本身又在行为中完成了它的给予意谓，这是平面设计符号学研究的一条主线。

参考文献：

[1]张宪荣，《设计符号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3。[2]海军，设计的诗学[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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