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视角下的司法公信力(4)

担的。对此除了要有针对性的强化宣传引导之外，训的方式来实施，就我们自身的感受来看，这种培重要的是培育纠纷解决的多元化机制，要让民众认识到司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司法是公正的最后保障，但却不是最公正的保障，很多情况下纠纷解决的最优途径并不是司法。

二是关于司法制度及法官生存状态的认知。法官要把执法办案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良好机会，使民众相信现有的司法制度虽有欠缺，但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合法权益，切切实实、一步一步地去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此外，当下法官的生存状况也还未能真实地由外界知悉，应当积极通过报纸、杂志、网络乃至影视剧等各种途径对外宣传，求得民众的理解、支持和认同。

（三）全面强化法官队伍建设。在部分民众心中，还存在着法官“吃完原告吃被告”、“打官司就是打关系”这样的看法，这无疑深深强化了其诉讼中的“关系”情节，而这种看法所流露的，是对法官职业技能和道德品质的双重不信任。虽然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就已强调要深化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但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强化法官队伍建设仍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这里择其要者予以论述。

首先需要检讨的是法官遴选制度。2002年起实施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高学历化，但总体看来，并不算成功。一方面，“统一司法考试在这方面（法官遴选）的作用从总体来看是促进了法院内部人才的逆向流动，即人才从法院和检察院向社会上的净流出”⑦

。“净流出”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官的利益考量，就此而言，适当提高法官的待遇（包括经济待遇和非经济待遇）是合理和必要的。此外，“从律师和高层次的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等制度设计也无法得到落实。另一方面，初任法官司法经验和社会经验缺乏的问题依然如旧。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大学法学院作出切实努力，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进行改革，有赖于扩展法官来源渠道的设想真正得到有效的实施，有赖于法官退休等相关制度的优化，同时也需要我们对法官队伍建设的第二个方面——法官继续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

目前法官继续教育主要通过上级法院组织培

训具有临时性、个别性、偏知识性和非系统性。完善法官继续教育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培训机构要提升培训能力、强化培训的系统规划、突出社会生活经验方面的培训考核项目等等，就本文研究的主旨来看，我们建议把当事人请进课堂，让当事人成为法官的“培训老师”。从一定意义上说，法院和法官是司法产品的提供者，而当事人是“消费者”，听听“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法院和法官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以便“生产出”更加“适销对路”的司法产品，提高民众的满意度。

我们认为第三个应当提及的方面是改进司法工作作风，提升司法的亲和力。近年的司法改革强化了司法的仪式性和形式化，原告和被告被简化为当事人的载体，其主体性需求一定程度上被漠视。司法公信力的下降与司法亲和力的减弱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关联。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中国人对“人情味”有着特殊的需求。亲和的司法作风能抚慰人们的情感，使其产生快乐，这无疑会增加民众对司法的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现实价值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四）关注社会阶层分化。诉讼中“找关系”的一大特征就是“关系”的“级别”往往与当事人的“级别”相对应。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的现象。各阶层在拥有权力、社会地位、获取资源、教育程度、个人能力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容易引发低阶层民众的不满，造成阶层间的敌意和对抗。

作为社会稳定保障的司法，必须对这一现象有所关注，回应不同阶层的诉求。具体办案过程中，应适当强化利益衡量的因素，妥当追求实质公平，努力获取大多数阶层民众对司法的认同。为了避免司法的任意化和碎片化，在方法上，对阶层间利益的衡平，主要应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或案例指导的形式来确定规则。

四、司法公信力的养成——一条通向光明的曲折路

司法公信力的建构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仅靠法院是不够的，上述建议也远远不足以完成这个复杂的工程。但我们仍应当乐观，社会自有其进化的方式。“找关系”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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