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14)

历史人物资料

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准罢相。三月，被派知陕州。我在前面曾说过，任何结果，都不是某种力量单独作用形成的，而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导致寇准罢相的，不仅有来自王钦若以及申宗古等人的恶毒攻击诬告，还有由于寇准的专权而导致同一执政集团内部对他产生的不满。寇准“举措多自任，同列忌之”。舆论往往是一个政治家政治生命的晴雨表。寇准罢相过了将近半年，真宗还说:“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曾被寇准压制的冯拯，在寇准罢相后成为参知政事。这时，他接上真宗的话说:“吕蒙正尝云准轻脱好取声誉，不可不察。”[64]冯拯落井下石，可谓出了口恶气。

在景德二年申宗古诬告寇准时，尚有同时为相的长者毕士安为之辩护。当年十月，毕士安病故，寇准便失去了一道强有力的保护屏障。

此外，抛开各种不利的舆论因素，寇准的罢相，应当说还与“澶渊之盟”后，进入和平环境，朝廷的政策转变有关。从前述寇准任官不用例簿，不循旧制看，他是一个不大守成规的人。这在非常时期并无不可，但在需要守成的时期，则有点麻烦。所以，无论是真宗也好，还是执政集团也罢，选中“遵法度，重改作”[65]的王旦为相，取代了寇准。这大概也是从寻求朝野安定的大局出发的吧。

寇准有政治家的作为，却缺少政治家的心计。一如他那诗人本色，率心由性，得志之时忘形，失意之时放浪。当他从政治的峰颠跌落后，他的表现一方面是放浪形骸，一方面是谋图东山再起。

寇准出知陕州后，基本上不理政事，终日宴游。这固然与他在政治上失意有关，但也与多年沿袭的旧习有关。《长编》卷六十五景德四年（1007）六月庚申条载:“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准虽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长编》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戊寅条，还记载有寇准在知天雄军任上，与知雄州的李允则相互设宴，竞比奢华之事。

寇准终日宴游，不过是借酒消愁，以掩饰或者说冲淡其在政治上的失意。他曾写下过《醉题》一诗:“榴花满瓮拨寒醅，痛饮能令百恨开。大抵天真有高趣，腾腾须入醉乡来。”[66]“痛饮能令百恨开”，包含了相当深的感慨，而这些感慨都需要酒精来排遣。只有到了“腾腾须入醉乡来”的境地，似乎才能体会到政界以外的“天真高趣”。此时的寇准，情绪很低沉，颇有报国无门的感叹。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闲心终不忘鱼钓，淡水真宜习老庄。报国自知无世用，烟蓑何日卧清漳。”[67]老庄思想，可以说是为积极入世的中国读书人在济世不得的时候，预备的精神空间。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家之所以很少有因政治绝望而自杀者，大概要归功于老庄预备下的这个适足以自我调节的精神乐园。而中国读书人又很少甘于终生归隐，老死林泉。老庄设置的精神乐园，不过是他们在失意之时进行精神调节的暂时落脚之地。就寇准来说，他意识到:“自古名高众毁归，又应身退是知机。”尽管寇准有激流勇退的念头，但对过去曾有的辉煌毕竟难以释怀。所以，他接着前面的诗句写道:“林风惊断西窗梦，一夜愁声忆翠微。”[68]此时的寇准有很多梦，而且多数是重返政治中枢之梦。这正如他在诗中所述:“魂梦不知关塞外，有时犹得到金銮。”[69]

寇准一直存在着重返政治中枢之梦。实际上，对寇准这个重要人物，谁也未曾忘记过。在他罢相刚好一周年的时候，真宗特地把他召到京城谈话。[70]寇准此时也许燃起一丝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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