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天子为大忠——兼论寇准在澶渊之盟前后的作为(19)

历史人物资料

史载:“寇准自永兴来朝，准将发，其门生有劝准者曰: 公若至河阳，称疾坚求外补，此为上策：入见即发乾佑天书诈妄之事，尚可全生平正直之名，斯为次也；最下则再入中书为宰相。 准不怿，揖而起。君子谓准之卒及于祸，盖自取之也。”[92]这里，谋士为寇准设计了三种方案，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应召途中称病不进京，要求做地方官，避开朝廷的是是非非。中策是赴朝后主动承认奏上的天书是假的，做个系铃解铃人，从道义上保全晚节。下策乃是入朝为相。结果，一心想要东山再起的寇准根本听不进谋士的意见。所以，人们认为寇准后来的悲剧是祸由自取。

政治家的能力与智商固有高低，其实对于政治家的前途来说这并不至关紧要。因为在政治家的周围总有许多谋士幕僚，只要不刚愎自用，善于倾听他们的意见，总可以弥补政治家本身在智力与能力上的不足，甚至可以挽回一些行为上的失误。前面说过，寇准的性格并不适合做政治家，尤其不适合做政治领袖。早在“澶渊之盟”以前，寇准的谋士就认为他不宜为相。不过那时是从寇准处理不好君臣关系的角度说的。这次谋士劝阻其入相，则完全是从回避朝廷矛盾，保全晚节而言。上次寇准未纳忠言，尚能称赞谋士有“深识远虑”。这次寇准不受忠告，居然怒气冲冲。其刚愎自用的程度，正应了以前真宗在罢寇准枢密使时所说：“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

不能说寇准是官迷心窍，利令智昏，应当说长期的政治生涯已将其人性扭曲变形，而本人则毫无意识。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发明了工具，到后来工具却改变了人，即所谓人性的异化。在寇准的思维中，直到生命的终点，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此外别无选择。当然，寇准的再度出山，也不尽是出于个人得失之考量，从积极的角度看，似乎可以说还有一种试图挽回王旦死后朝廷颓势的责任感在内。这种责任感驱使着他不顾个人安危，再夺相印。 与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谓亦再次进入中书成为参知政事。本来，对寇准来说，在朝廷最大的政敌应当是王钦若。当年他曾以孤注之说向真宗进谗，将寇准扳倒。后来两人势同水火，在朝廷你来我走，互相回避。以前，寇准罢枢密使，王钦若接任，本当一同拜谢真宗。但王钦若则提出各自分别拜谢，以避免见到寇准。 [ 93]这次在寇准拜相之前，王钦若已被打发走，远离朝廷，对寇准已构不成威胁。然而命运似乎偏偏与寇准作对，又给这个本来就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的蹩脚政治家树立了新的对立面。当然，这也不能全然抱怨天道不公，路毕竟是寇准自己走的。

寇准作为政治家，却素无知人之明，观察人仅停留于直观表面，而自己对人的喜怒好恶，则每每形于颜色。丁谓其人，的确有才干。少时曾以文谒著名文人王禹偁，“禹偁大惊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始有此作”。[94]入仕后曾出任三司使，作《景德会计录》，亦颇见理财之绩。也许是看重丁谓的才干，寇准当年与丁谓关系很好。在他的同年李沆为相时曾屡次向李沆推荐丁谓，而不为李沆所重用。《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载:“寇准与丁谓善，屡以谓才荐于沆，不用。准问之，沆曰: 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 准曰: 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 沆笑曰: 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 准后为谓所倾，始伏沆言。”古来向有相人之术，尤盛于魏晋之间。即由人的骨相、面相即可推知其人品及命运。这也许并非全然属无稽之谈，没有道理。正史野乘的记载，似乎也并不尽是载笔者的渲染夸张。对某个人，往往在没有充分观察某人的言行之前，有人就推知其人品以及将来的作为与命运，而经后来所证实，居然每每若合符契。没有记载证明李沆精晓此术，但《宋史》却的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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